中国大学正处在一个要求知识创新的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现实中的大学制度未能有效地促进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这一问题,大学制度的反思与建构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作为相应的理论回应,基于高深知识的大学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展开的。大学制度合法存在的内在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大学制度未能有效地促进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背后的深层根源可以追溯到权力因素这一假设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按照理论分析、历史梳理和原因解释,通过深入剖析知识与权力之间发生联系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大学制度得以存在的内在根源。在对大学制度存在机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合理路径。大学作为从事高深知识的主要机构,是高度分化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场域类型,即知识场域。由于高深知识这一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双重价值属性使大学成为一个利益争夺和权力冲突的场域。根据权力发挥作用时所依据的资本类型,对大学产生影响的权力主要有三种:政治权力(资本是暴力,主体是政府)、经济权力(资本是金钱,主体是市场)和学术权力(资本是知识,主体是大学)。由于对不同知识价值的诉求,三种权力主体通过大学制度这一制度化媒介发生互动,从而把大学制度的安排化约为三种权力之间力量对比在制度上的呈现,使大学制度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知识—权力”的联结,表现出权力规训作用。大学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表明,大学与政府、市场三者之间力量的对比深刻影响着大学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方向,大学制度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大学制度不是一种理想设计,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三种权力主体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对利益和资源的追求是三种权力主体发生互动的内在根源。一方面,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是大学与政府发生权力博弈的作用机制。随着社会治理的复杂化与民主化,政府日益寻求知识力量的援助,“政治的科学化”成为一种运动;同时,大学以高深知识所形成的专业权威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知识理性的政治追寻成为现实,从而提供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契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始存在。大学把专业知识权威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政治力量,或与政府合谋,或依附于政府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在为政府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同时不断谋求社会利益。另一方面,“知识就是财富”是大学与市场产生知识联盟的作用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作用更加突出,面对大学缺乏办学资源、市场亟需知识与技术这一现状,通过知识资本化来获取交换价值,满足双方的不同需求,大学与市场之间的知识联盟的由此产生。其中,市场扮演成大学组织运行逻辑的臣服者,把自己的经济逻辑置换成知识生产的逻辑,从而合法地干预知识生产;与此同时,大学主动调整自己的知识活动规则,以适应市场需求,大学与市场达成了一种同谋关系。中国大学及其制度安排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形成和发展中深受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大学制度景象。一方面,受后发追赶型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作为政府改革的工具而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有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学术精神不彰、学术力量薄弱、学术依附于政治的现实,使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力量不平衡,从而使大学制度体现出社会本位甚至是国家本位,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知识逻辑。大学制度作为“知识—权力”的联结,体现为不同权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背后反映的则是不同知识价值观的追求。从大学制度现实存在的根源和机制来看,大学制度的安排应该以有利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为目的,关键则是三种权力之间实现动态的张力平衡。具体到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建构,除了要培育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精神,还需要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为此,一方面,需要确立大学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培育学术独立精神、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来加强知识权威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创建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政府积极进行自身改革,充分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又要培育市场力量、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