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最终统一的障碍。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的军火销售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这是美国将台湾当作独立政治实体的标志，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一直谴责和反对美对台军售政策，但是无法阻止美对台军售行为。　　中美建交之后，美国依照“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废除了美台军事同盟。但是中美建交公报墨迹未干，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总统于1979年4月10日签署该法。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的军事关系藕断丝连。此后，美国也没有遵守在《八·一七公报》中对售台武器问题所做出的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　　冷战后美国调整全球战略，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台湾的战略地位大幅度提高，美台军事关系死灰复燃。此外，经济利益、美国国会、美国国内政治、冷战思维、台湾的游说都对美台军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通过对台军售扶植台湾，帮助台湾抵制大陆统一。　　本文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国际关系的决策理论和方法，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湾军火销售政策的背景和程序、动因以及危害进行系统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国际、国内、历史文化和国家特性等多种因素。外交政策往往是上述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决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决策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功效的解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将不同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式运用于分析美国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理性行为模式回答了美国对台军售“为什么”的问题，帮助人们认清美国对台军售的意图和目的。但是，这一模式却忽视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的国内环境和决策过程。官僚政治模式克服了理性行为模式的弊端，回答了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问题，但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官僚政治模式仅把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放在行政部门，研究行政机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但忽视了行政部门政策主张一致的情况，以及政策制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此外，官僚政治模式与外交政策的其他决策模式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往往互相交织，共同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决策。因此，各种外交决策模式只把握了美国对台湾军售决策的一个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把握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全貌。　　通过研究笔者得出的结论是:用不同外交政策分析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如同盲人摸象，所看到的只是决策过程的某一部分。对外交决策的全面把握需要借助不同的模式，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