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公元25年-公元220年间的东汉诸子之著作为研究对象,以东汉诸子引《诗》为切入点,分别对东汉诸子引《诗》的概况、引《诗》异文及引《诗》意义进行了研究,并对清儒三家《诗》研究进行了反思。主要目的是,研究东汉《诗经》学史,对当今的三家《诗》研究亦有参考意义。绪论部分,对诸子引《诗》的综合性研究现状及东汉诸子的个案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并由此交代本文研究的重难点问题、研究方法及文本依据。第一章,主要运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东汉诸子引《诗》的概况:在内容上,东汉诸子引《诗》篇章以《雅》《颂》为主,引《诗》用意主要表现在政治礼制、名物训诂、道德修养等方面,这是东汉《诗经》经学化的体现;在形式上,东汉诸子引《诗》方式不再囿于传统的固定套语,呈现出自由多变的特点,这又是东汉《诗经》文学自觉化的表现。第二章,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将东汉诸子引《诗》异文分为解说、训诂和用字三个方面进行考释。基本思路是,首先,以中华书局影印本、日本足利本及单疏本《毛诗正义》为文本依据,研究《毛诗》内部用字习惯。接着,参考王先谦等人的研究成果,校以《汉书》《释文》《韩诗外传》及《熹平石经》等。第三章,阐述东汉诸子引《诗》的经学史及文学史意义,并对清儒三家诗研究进行反思。在经学方面:首先,《汉志》将“师法”“家法”分别计算,今人所谓四家《诗》则仅计算“师法”,目前尚无充分材料证明四家《诗》之外别有他家。其次,四家《诗》或取《诗》本义,或取用《诗》义,造成彼此解释不同,但都有其合理性。再次,东汉诸子引《诗》通常不专主一家,体现“兼融”的学术特色。在文学方面:东汉诸子自觉传承了《诗经》现实主义风格及“赋、比、兴”、多种问句组合等艺术手法,增强了抒情与议论效果。清儒三家《诗》研究主要功绩在于辑佚的数量,但缺乏对《毛诗》文本的校勘,缺乏对《毛诗》用字习惯的研究,又囿于“家法”与“师法“,因此其辑佚成果往往不能直接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