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与《中国史纲》两部史学名著,成书于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著史宗旨方面,钱穆著《国史大纲》意在以史学而唤醒国魂,挖掘中国文化的自信,激发人们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而张荫麟著《中国史纲》,则有感于当时高中生国史知识之低下,故普及历史知识以为民族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在史学思想上,钱穆用文化、生命、人生来概括历史的本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国史大纲》之浓郁的文化气息、深沉的民族情感都是这一史观的集中体现;而张荫麟则融合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哲学、社会学,认为史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中国史纲》取舍文献史料、记述历史人事呈现出科学的精神与艺术的风姿。关于两书的体例,《国史大纲》扬弃传统纲目体,融合章节体,依时间顺序编排章节,既因事命篇又纵向贯通、横向联系,形成完整的通史的脉络;《中国史纲》“以说故事的方式”记述历史,则将纪事本末体、纪传体与章节体相糅合,充分发挥了纪事本末体自为起讫的优点以及纪传体善于容纳综合的特点,形成了“新纪事本末体”。在历史叙述方面,《国史大纲》强调民族本位、国族本位以及民族文化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其行文叙事充满浓郁深沉的情感;而《中国史纲》强调“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行文叙事多表现冷峻、理性内敛而又平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