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Ancients and Moderns)是近代西欧著名的一场论争，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指法、英的古今之争。在英国古今之争的研究话语中，“书籍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是英国古今之争的代名词。其主题为“古今孰优孰劣”，论争层面遍及整个知识领域，这种对历史的再认识牵动史学发展的神经，内蕴史学发展的诸多必要因素，是英国史学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在学术史上，文学、美学、科学、哲学领域对其关注颇多；然而在历史学领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有淡化的趋势。本文拟从“书籍之战”参与者的原著和发言稿着手，采用多重视角，彰显其史学意义，从而确定其价值、地位。　　“书籍之战”的发生与发展，是当时政治、文化、宗教、学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处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退步说”与“进步说”之间的博弈；西欧与东方的交集与碰撞；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分离，使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呈现出过渡性、跨文化性、学科性。　　“书籍之战”的史学意义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进步观的出笼。时间观念的重构，古今关系的激化，是进步观念的重要因素。“书籍之战”时期，历史进步观渐渐地摆脱宗教神学和古代权威两层牢笼，确立下来，成为近代史学的灵魂。　　第二、中国元素对当时英国史学的影响。“中国”是“书籍之战”论争的主题之一，古代中国的发现，冲击了以上帝创世为始的基督历史纪年体系；作为地域性概念，也冲击了英国近代的世界史观。对英国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具有跨文化意义。　　第三、历史学暗涌着学科独立的声音。“历史”也是“书籍之战”的主题之一，对历史与神学、文学、修辞学、雄辩术从属关系进行了激烈争论。此间，历史学虽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已不可能作为文学的分支存在。　　第四、非历史学者对当时史学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书籍之战”参与者，多是非历史学者，他们对历史的争论、思考、实践激发社会对历史写作的热情；对古代文献的驳斥，也助推了这一时期校勘学的发展。　　当时史学家关注了“书籍之战”，并有所思考。历史学家伏尔泰在“书籍之战”没有平息时，为躲避宗教迫害来到英国；休谟和吉本时期，“书籍之战”有所平息，但还留有余热。伏尔泰撰写文章“古今之争”（Ancients and Moderns），表达了自己的崇今派立场，理性历史进步观的诉求。这一点对休谟和吉本影响颇深，有学者将伏尔泰与其影响下的休谟、吉本、罗伯逊并成为伏尔泰学派。英国史学渐露繁荣的迹象。　　总而言之，“书籍之战”对英国当时史学发展至关重要，在史学的观念、地域视野、学科发展方面所起的过渡意义，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史学发展是一种丰富和补充，其本身作为一种特殊学术现象，在史学史研究中，应该受到重视，挖掘学术现象的史学价值，寻找更多的案例，有助于表现史学史发展本身的连续性和流变的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