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理性出现分裂，当实证主义笼罩了科学领域，理性主义也就被收窄为单纯的目的理性行为。目的理性行为追求的是形式合理性而非实质合理性就导致了价值从存在中分离了出来。审美体验便被偷换为了技术进步与目的追求。商品化的潮流也影响到了文化领域，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被虚假放大，追求物质利益的目的行为成为了文化产品庸俗化、扁平化的最大幕后推手。　　伴随着世界观的“祛魅”，宗教彼岸世界被完全打碎，失去了其维系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尼采希望通过现代艺术来填补这一空缺。但是，尼采无法使审美判断所保留的尺度合法化，审美更多地被设定为理性的他者。韦伯主张的是价值中立的方法论，赋予了每一个人自由选择价值立场的权力。认为艺术必须要冲破藩篱，不做先验的价值的容器，要追求自身的审美体验和价值体现。　　随着互联网的商用，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的网络平台使得所有参与者实现了全时段、全地域的“在场”，为行为主体的交往行为架设了便捷的桥梁。但是，超文本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满足受众日常生活中的无法实现的幻想，给人们制造了“在场”的假象，使得主体迷失在信息当中。　　大众文化的兴起就是对文化精英话语权的解构，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超文本的发展颠覆了之前的话语权力结构。但是，部分话语权力的取得靠的是营销策略和炒作手段，而且网络平台的运营者也就运用技术和符码实现了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状态、甚至语言的控制。　　哈贝马斯提出了其道德主义概念以解决价值与存在相分离的难题，具体解决策略也就是道德商谈原则。他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是，笔者认为最具有借鉴价值的两个概念就是“规范意识”和“商谈意识”。　　哈贝马斯应对现代性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由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范式走向交往理性，其前提是建构主体间性。但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想要彻底改造自然，但是自然从来也没有屈从于人类任性地解释和肆意地改造，而且人类的主体地位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也已经被消解。哈贝马斯认为重建主体间性过程中文学艺术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创作与阅读建构起主体间性，让艺术家和欣赏者走进了文学公共领域，同时增强了其主体认知。　　应对文化冲突问题时，哈贝马斯提出建构文化间性，打破文化中心和文化他者的二元对立，消除压倒性的文化霸权思维，倡导多元并存，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以平等的姿态切实地沟通，以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