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立图书馆研究(1940-1949)

来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jmaxha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0年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创立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大成就,填补了民国晚期四川没有省立图书馆的空白,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东部地区图书馆事业之间的差距,促进了四川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大后方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即以1940-1949年的四川省立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在搜集和挖掘大量档案史料及近代报刊资料,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四川省立图书馆10年间的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四川省立图书馆创设的背景,认为该馆是在四川悠久的藏书文化传统影响下,在近代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在抗战救国、保种教民的文化使命号召下筹设发展起来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及四川本土教育界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后,本文用主要的篇幅对四川省立图书馆的经费问题、馆员素质、机构设置、藏书编目、读者服务、馆刊创办、图书馆学教育、公务往来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论述,剖析了这一时期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发展成果以及制约因素。本文认为四川省立图书馆在其10年馆史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文献保存、图书社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四川县市级图书馆做好了表率,并在各个方面向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共图书馆不断迈进。
其他文献
自2015年起人工智能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被人们应用到各个领域,司法裁判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裁判文书网上裁判文书的汇总分析,还是智慧法庭等新的庭审模式的推行都是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得到应用的切实表现。针对这种情况,有部分学者提出认同意见,认为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运用可以有效的减轻法官的工作量,增加法官裁判的准确性,对整个司法审判的一致性起到良性的导向作用。但同时也有诸多的学者提出疑
近年来,我国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现高发态势,最高人民院2017年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性侵类犯罪中显示,猥亵儿童犯罪在性侵类犯罪的占比,由2014年至2015年10月的10.2%,上升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的11.8%。未成年人的性保护问题已然存在且避无可避,我们需要集中我们的目光在这一问题上以寻求防治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发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证据难点大致分为三点:
随着数字产业的不断发展,商业数字平台普遍借助算法推荐、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广泛搜集用户个人信息,深度追踪、分析用户日常习惯与信息偏好,控制用户信息选择的自主权,侵占用户的休闲时间。而沉迷于数字平台的用户,却浑然不知在享受平台带来的愉悦时,自己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了平台的“数字劳工”,其所创造的价值被平台无偿占有。而平台则藉由数字劳工的劳动、以及对其注意力的出售,实现了自身的商业变现、价值增值和资
在我国并没有直接称为继承权恢复的制度,笔者将继承权恢复制度定义为由于继承人侵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限制被继承人遗嘱自由;破坏遗嘱真实性、完整性等法律规定的特定行为,并因为实施这些行为违背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而丧失继承权,后因行为人确有悔过,并得到被继承人的宽恕,其已经丧失的继承权可以恢复。理论界又称为继承权宽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前我国法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统战工作在四川地下党开展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45年到1949年,四川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各民主党派、学生、教师展开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统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为开展革命斗争的进步人士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各阶级群体在四川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相互配合、互相帮助,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论文以1945年到1949年四川地下党
故宫博物院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鲜明的媒介形象。本文以故宫博物院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全媒体环境下如何进行媒介形象塑造与传播,挖掘故宫全媒体形象的学理价值,总结其成功经验,为国内其他博物馆提供借鉴。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的媒介形象演变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其全媒体的传播渠道与内容,认为其通过报刊图书、广播电视、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渠道,侧重塑造“国家宝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团结力的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不断强化党的团结力。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清晰认识到团结力的重要性。1925年5月邓中夏强调“‘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1)随着国内革命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加深了对团结力的认识,愈加重视对团结力的建设。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六周年之际所写
成都驻防设立于康熙后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驻防点。清廷为使成都旗人固守“清语骑射”传统,规定成都八旗官兵及家眷世代生活在成都满城内,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出城也不得从事劳作和经商。当兵领饷成为成都旗人主要的经济来源。清中后期,成都旗人人数增多而兵额数量有限,部分成都旗人沦为闲散旗人。乾隆年间,部分成都旗人开始出现生计问题。清末,军费开销、战争赔款、财政收支失衡使得财政压力过大。为缓解财政压力,折发八旗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随着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等问题的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人口流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现象,随着经济的不断开放,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也日益增长,这一庞大人群地域间流动的过程和结果会对地区的各类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必然会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了解人口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可以帮助经济释放长效增长动力,但是人口流动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成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从民国时期成都市民间商业铺面房交易契约入手,探讨了房契中所反映的成都城市商业铺面的交易状况,交易价格,政府管理以及城市商业街区的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房地产业的产权归属逐渐明晰,交易见证人的身份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且铺面买卖的原因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因另有良媒而卖房的比例很高,商品经济颇为发达。这一时期的契约主要分为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