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的辛亥革命已然结束于百余年前,而作为叙述对象的辛亥革命却一直持续至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无数解读立场、叙述角度、历史观念各异的辛亥革命叙述文本。其中,教科书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十分独特的文本。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素材,对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叙述作一微观的历史考察,力图呈现出作为叙述对象的辛亥革命蕴藉的丰富内涵和不同面相,进而揭示历史叙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民国前期,涉及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这既是一个共和初开、思想活跃的时期,更是一个政权频繁更迭、多方势力竞争角逐的年代。因而,这一时期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叙述呈现出交替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叙述围绕着共和话语、革命过程及革命领袖而展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共和话语渗透至教科书,成为辛亥革命叙述一以贯之的重要解释体系。随着政局的变动,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过程及领袖的叙述从较为公允地记叙整个革命过程及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功绩,到建构以袁世凯及北京政府为核心的叙述,再到建构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叙述主角的革命史。于国民党而言,辛亥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其不仅是国民党党史的开端,更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正统辛亥革命叙述的建立,仰赖于国民政府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和系统性的党化教育。国民政府以党化教育为指导,加强对教科书编纂发行的控制,运用“民族主义”话语取代民国前期的“共和”话语重新解释辛亥革命爆发原因及定义革命性质。并且,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过程进行整合,国民党和编者们建构了一场以兴中会-同盟会为领导核心,以辛亥前革命运动为叙述重点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全国性革命,以塑造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辛亥革命叙述中,确认并塑造孙中山的领袖形象,建构正统革命英雄谱系,是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和编者们以孙中山的革命自述及其他政治性知识为蓝本,在革命叙述中一再强调孙中山的功绩和领导作用,塑造了孙中山至高无上的唯一领袖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兴、黎元洪等辛亥元老在教科书叙述中被逐渐遗忘和淡化,袁世凯的形象则逐渐转为负面。与革命领袖塑造相对应,教科书建构了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徐锡麟、陆皓东、温生才等同盟会革命烈士为核心的官方革命英雄谱系,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以及对国民党的高度认同感。1937-1949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国民党在全国的威权统治面临全面的挑战和危机,日伪政权、中共革命根据地长时间与之并存。在国统区,辛亥革命正统叙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但同时也存在多元化的趋势。日伪政权因其内部政治立场的差异性,其辛亥革命叙述也各不相同,大致呈现出从全面剔除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等内容到基本承认和重新拥戴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变化过程。而共产党政权下的教科书力图将孙中山从国父的神圣地位还原至“革命家”的一般政治身份。教科书作为一个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的场域,将辛亥革命叙述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民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特征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