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篇是指《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这四篇,是郭沫若、刘节二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这四篇虽各有侧重,但相对《管子》其它篇章而言,显然为自成一体集中阐发黄老道家思想的成熟作品。四篇的道论,心论和精气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一直讨论很多,自古及今,众说不一,有学者将其归之为法家,亦有学者将其归之为道家,还有学者将其归为杂家。但从其思想主旨和理论基础来看,道家思想应该是轴心。而《心术》等四篇则是《管子》黄老道家代表作,因而四篇在《管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黄老思想是《管子》的理论基础,而《心术》等四篇对于《管子》书中道家理论而言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就四篇自身而言它们也是自成一体的。《管子》对于人性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人性之中具有自然之性和道德属性,并非简单的善恶之分。作为统治者,必须上承天道,下从民情来治国;作为君王要注重自身修养,以达内圣外王的目标。《心术》等四篇以“道”为体,以养生和治国为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以道论,心性论和精气说为理论基础,在体道、悟道的前提下,得道聚气,修心静意,以期达到“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戴大圆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的宇宙人生境界,再由治心到治身,由治身到治国。这样便可“顺天道而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由内而外、由心及人及天下,使之圆融统一,从而实现“圣人之治”。在此基础上,倡言上顺天道,下从民情,由礼、法追寻形而上的“道”,认为道生礼、法,从而为治国之礼法找到了形上之依据,并且强调礼、法须入道,将其同“道”一样纳入到其治国理念之中。《心术》四篇很注重“因天应人”、“主时变”、“审度”等主体认识事物的方法,追求天与人的统一,是《管子》为政治国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要求,从而得出天道在人心,人心即天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