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进行非农务工,在城镇地区产生了“新二元结构”和“半市民化”问题。这些农业转移人口普遍从事低收入、不稳定、高强度、无保障的“非正规”工作,就业质量很低。较低的就业质量一方面可以为企业生产带来用工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转移人口难以支付城镇生活成本并再生产出可维持城镇生计的技能和资本,限制了他们向市民身份转换,进而阻碍了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此,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均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那么,从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三个相关利益主体出发,本文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系统影响和有效策略,必然有利于推进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本文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利益主体展开,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市民化行为、企业生产的用工成本与经济绩效以及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成本和收益,借此论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影响及策略。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考察就业质量提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理性选择:更多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构成了市民化收益,而集体经济、农业补贴、生活支出以及心理成本等形成了市民化成本,两者共同决定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其中,就业质量提升有利于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收益,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使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提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促进作用,包括增加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以及提高非货币福利收益等。并且,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本文采用Probit估计、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等问题,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第二,分析就业质量提升对企业生产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就业质量提升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积累人力资本,可以为企业生产提供稳定的高质量劳动力,进而能够改善企业生产绩效。但是,就业质量提升也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企业生产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紧密相关,贯穿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全过程。以工资收入为例,本文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工资增长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和利润率,但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绩效变化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在国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中,劳动工资增长的成本效应大体可以由其收益效应所抵消,所以并没有对企业生产绩效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而且,实证分析显示,劳动工资增长与企业生产绩效之间呈现出典型的二次线性变化关系。这说明,劳动工资增长很可能存在一个合意区间,能够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与企业生产绩效的双赢。第三,核算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通过增加消费、扩大投资和降低社会治安成本等产生社会经济收益,同时也需要增加城镇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会带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积极性,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和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模型,全面核算了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市民化的成本被界定为城乡公共服务成本差额,避免了市民化的成本高估;同时,使用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来测算市民化收益,有效避免了市民化的收益低估。结果表明: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增长,地方政府的净收益会在一定的市民化规模以后出现下滑。换言之,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和市民化可以产生净收益,但存在一定的市民化规模约束。第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策略的系统分析。综合上述三方面内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内嵌于“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进程,会影响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三个核心主体的利益。为此,本文采用图谱分析方法,寻求三方利益约束下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合意区间。以工资收入为例,首先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收入增长,企业生产利润先上升、后下降;其次,工资收入增长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地方政府的净收益在一定市民化规模以后开始下降;最后,根据企业生产和地方政府的收益变化,区间（4.8,5.5）（单位:万元）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收入的合理范围。另外,就业质量具有众多维度,不仅包含工资收入,而且还涵盖了社会保障、工作时长和个体职业发展等内容。所以,采用图谱分析方法,考察就业质量的众多维度变化及其影响,同样可以得到多种合意的就业质量提升区间。本文的创新之处和边际贡献是,（1）系统化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影响及约束。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界定为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工作时间长度三方面内容。而且,不同于大量文献主要讨论就业质量提升对企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本文以工资收入增长为例,重点聚焦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双重效应,即:收益效应和成本效应。同时,本文全面测算了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由此,在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三方利益约束下,本文论证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系统影响和有效策略。（2）精确核算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净收益。很多文献未能从城乡公共服务成本可转移的视角来认识市民化成本,并且相对忽略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收益。有别于这些研究,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界定为,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需要新增的财政支出;同时,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界定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这样,本文精确核算了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净收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