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张故事在唐代元稹的《莺莺传》里开始发端,到元代王实甫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得以定型,故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崔张故事变化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原因,在于不同时代婚姻观念的演进。唐代文人的婚姻观念呈现自相矛盾的特征:在赞赏男性风流的同时,又要求男性忍情;在想象女性痴情的同时,又期望女性守礼。这种婚姻观念,导致《莺莺传》创作意图与情节人物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在“忍情”的创作意图之下,却渲染了欣赏和崇尚情爱的环境,虚构了以情欲为表现中心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情欲放纵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宋代文人对男女私情有了深切的体认并加以坚决的肯定,他们忠于情爱而鄙薄功名。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秦观与毛滂各自的《调笑转踏·莺莺》以及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一致表现了对男女私情的赞美,对功名的鄙薄,对负心男子的严厉批评。以女真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婚俗的传入,造成了礼教的松驰,让处于潜伏状态的中原底层社会婚姻观念,得以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跟《莺莺传》比起来,《两厢记诸宫调》呈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婚恋活动中传统礼教发生了整体性的松驰;男性的婚恋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在婚恋活动中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元代文人对儒家伦理纲常既背离又顺服,在向往爱情的同时又企望获得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功名。在这种婚恋观念的影响下,崔张故事人物形象身上礼教的束缚有所加强,对中原传统儒家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