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经济福利分配和减贫的问题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然而,缩小特定人群经济福利差距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家庭中。同样,转变收入增长以减少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一直是一项挑战,并且限制了较贫穷的人群沿着收入阶梯加入高收入群体。与此同时,非洲农户中的贫困现象普遍存在,难以将其降至最低,但这种困难是否可以归因于高度不平等和经济福利两极分化,这在非洲农业部门获取的调查证据还不够充分。本文借鉴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的概念,对农户经济福利指标的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系统框架的特点是农场规模的多样性和各种收入来源包括非农就业。本文利用这种框架,并考虑不同的气候条件。气候条件的差异取决于农业生态位置的差异,而农业生态位置的差异又与种植的作物类型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农业部门的多样化特征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加纳农民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经济福利指标的分布。在已有的研究中,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此外,本研究中考察的问题对于提供减少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的协调方法非常重要,最终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是概述加纳农村农民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的发生率。第二是调查影响收入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因素及其对加纳农民贫困分布的影响。本文确定了不给予农民获得相同水平的经济福利或生活水平的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收入两极分化、不平等和贫困。因此,它将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视为经济结果,并为加纳农村地区农民的持续贫困提供了一些启示。此外,它还探讨了农民的就业背景以及其他因素如何促进农民分离成可识别的收入群体,并试图提供一些理解,以了解影响农民流动的因素或者农民的收入群体或社会经济阶层。在进行此类分析之前,论文使用卡方检验(根据Holm-Bonferroni概率进行调整),结果表明种植的主要作物的分布通常因农民类别而异,特别是农业生态位置和农场规模。所有类别的农户家庭对收入和消费的经济福利指标的多变量方差分析的检验都有显着差异。尽管农户的收入和消费分布存在差异,但密度曲线表明,分布的模式相互重叠,因此,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类别的农户的收入消费都低于其他类别的其他家庭,反之亦然。实证分析的第一个方面是使用全国层面的家庭调查数据来调查加纳农户的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的发生率。该分析是在不同的生态位置、耕地规模和户主的主要职业的框架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研究了收入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来源及其对农民贫困分配的影响。熵不等式估计,特别是泰尔的不平等指数方法已被用于调查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率。Duclos等(2004)、Duclos和Araar(2013)使用收入极化指数方法确定了收入两极分化的主要来源以及将农民分为最富裕和最贫穷的类别。通过使用Foster-Greer-Thorbecke(FGT)贫困指数方法估算贫困发生率,该方法指出贫困农户的比例和贫困线以下的贫困程度,分别被称为贫困人数和贫困差距。分析表明,农民收入分配存在普遍偏差或不平等现象,农村贫困程度较高。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主要来源是各个农民类别的差异。然而,就农业生态位置而言,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收入两极分化的主要来源。此外,结果表明,较大比例的贫困农民位于热带草原地区,他们大多是小农户,从事自营农业活动或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大规模农户和位于森林地区的农户户主从事公共和私营非农部门工作的情况更为普遍。一般而言,贫困在农民中非常集中会导致更高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指数,并且也会导致农业部门的总体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同时,较富裕的农民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指数最低的农民类别,对农民总体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指数的贡献最小。这些调查结果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应同时减少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并应更多地关注较大比例的较贫困农民的农村家庭类别,以便更有效地减少农民的贫困。实证分析的第二部分研究影响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分布的决定因素。本文首先利用基尼分布的抵消影响函数(RIF)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影响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接下来,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影响中间和两个极端贫困水平的因素。回归模型表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种植的作物类型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减少。然而,随着作物多样性的增加减少了贫困,贫穷农户的收入来源多样性也在增加。这意味着较为贫穷的农户比较为富裕的农户更有可能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此外,农场规模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但会对减贫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较大的农场规模经营者可能比小农更好。此外,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性别和工作经验减少了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从这一方面得出的政策含义是:为了减少农业部门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政策必须区别针对农业生态位置、性别、种植作物类型不同和收入来源具有多样性的农户。本文的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使用加纳的调查数据和生存分析来调查导致农民聚集或隔离的因素,将“贫困”、“中等贫困”和“富裕”农民作为收入两极分化的衡量标准,阐述了影响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因素,以及影响农民进入加纳“中等贫困”和“富裕”农民身份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流动到较高的收入水平或超出贫困农民地位的范围一直在缓慢发生,特别是当个人从家庭和亲属获得与农业相关的遗产时。没有正式工作或正规个人业务的农民流动性较慢,而那些有额外就业经历的农民能更快地成为高收入农民。此外,据观察,非政府机构的支持激励了农民更快地成为更高收入的农民,但政府机构的援助促进了贫困农民的存在。此外,土地保有权的预期变化有利于贫困农民的生存,并延长了农民成为“中等贫困”和“富裕”农民的时间。此外,分析表明,男性农民有更高的倾向和潜力脱离贫困农民的状态,成为中等贫困或更富裕的农民比女性更快。基于这一分析,本文建议若以农业部门的扶贫为目标,让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使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除了确保稳定的土地保有制度政策,还必须减少农民的两极分化。政策必须考虑农民就业模式、农场相关遗产、农民性别和农民使用的可操作网络的变化。综上所述,本文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加纳农民的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和贫困程度较高。这意味着经济福利在农民之间的分布存在偏差。由于收入两极分化,农民向高收入群体的流动一直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农民很可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除非农业部门进行了一些结构性转变。本文建议政策干预必须针对较贫困的农民类别,减少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以缩短各类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更快地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