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蜚声遐迩的戏剧天才,他以气势恢宏、含蕴深婉的大量力作,艺术地再现了五光十色的人类生活图景。他把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作为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及其最后结局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描绘,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他的作品是超越时代的,即便是在电子时代的今天,仍然是广大文学爱好者耽读不倦的千古名作。在莎翁的戏剧中,性别关系的主题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对女性命运与性别主题的关注成为他思考人性、表达人文理想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莎翁在其四大浪漫主义喜剧与四大悲剧中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一直以各自的魅力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莎翁喜剧中的女性人物或典雅脱俗、或天真活泼、或潇洒泼辣,个个具有超人的气质和明丽的色彩,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女性的典型。而悲剧中的女性则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莎翁用他惯用的人物对照揭示性格的写作手法,使女主人公的悲剧映照了男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进而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悲剧的观照与思考。莎翁悲剧中的女性人物层次丰富、性格各异,她们都具有各自的人性弱点,同时却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状态。女性主义莎评在近四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主流莎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美中不足的是女性主义莎评者中分歧较大。除了对莎翁戏剧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剖析外,她们试图解读作品文本后隐藏的秘密,比如对莎士比亚本人的解读。她们孜孜不倦地探讨莎翁本人所持有的女性观,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一部分女性主义莎学研究者认为,莎翁作品描述了“完美”的女性形象,她们意识中的超前性恰恰是莎士比亚女性主义意识的反映。而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注更加印证了莎翁的女性主义情结。另一部分虽然没有断定莎士比亚是女性主义者,但承认他有女性主义倾向。还有一部分评论家则持有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她们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男性所作,而所有的角色也皆由男性扮演,所以他的戏剧中不可避免地弥漫着男权主义意识。里面充斥着的对男性的尊崇和对异性恋行为的肯定伤害了很多女性读者和同性恋读者。女性主义莎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却使读者陷入了“不可知”的深渊。本论文将着眼点放在对莎士比亚四大浪漫主义喜剧与四大悲剧的女性主义解读上。莎翁的浪漫主义喜剧包括《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创作于1595—1600年,四大悲剧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创作于1601—1607年。在这两个阶段,莎翁的浪漫主义喜剧和主要悲剧是他的“范式”作品,喜剧与喜剧、悲剧与悲剧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在对八部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的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在结论中解开莎翁的女性观之谜。论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入部分。这部分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基础。首先,为什么要选择莎翁这八部作品作为研究素材?其次,从这八部作品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多少可靠性?论文的创新点在哪里等。这部分还包含“文献综述”,梳理了1600—1900的莎评概况及20世纪的莎评概况,并重点谈到了女性主义莎评的现状。同时最后讲述了中国的莎评简史及女性主义莎评在中国的状态。论文的第二大部分和第三大部分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主要展开对四大浪漫主义喜剧的女性主义研究。四大浪漫主义喜剧的一大共性是所有喜剧中都描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父权制世界,一个则是对父权社会进行反拨与颠覆的理想主义世界。在《仲夏夜之梦》中描述了父权制的“雅典”和“绿色森林”的对立;《威尼斯商人》中体现了男性世界的“威尼斯”与女性世界的“贝尔蒙托”的对立;《第十二夜》中有“奥西奴公爵的府第”和“澳利维亚府第”的对立;《皆大欢喜》中则有篡位的“弗莱德里克公爵王宫”和“亚登森林”之间的对立。在这部分里,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得到了很好地应用。在所有喜剧中的第二世界中无不充斥着“狂欢节”的气氛,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这里土崩瓦解,解构和颠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世界。另外,“狂欢节”所具有的短暂特质也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喜剧的结尾“狂欢节”结束,一切向父权社会“回归”。这部分对喜剧中的女主人公分别作了详细的分析。四大浪漫主义喜剧的女主人公可以说是莎翁笔下最“完美”的人类:她们善良、坚贞、勇敢、美丽、富有、慷慨、博学、富有洞察力、热爱生活、向往爱情。可以说她们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拥有者,是“巨人”般的人类。那么,对这些完美女性的描写是否意味着莎翁有女性主义倾向?在最后的结论中谜底将得以揭晓。第三部分是对莎翁四大悲剧的女性主义解读。这部分主要以女性人物解读为主。在解读中,作者避免对人物进行单纯的性格解读,而是将她们置于更广阔的戏剧背景中,以她们的悲剧解读为主线,挖掘造成她们悲剧的社会因素,并辅助解读男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例如对考狄利亚的解读里含有对李尔命运的解读,并在解读过程中试图揭开《李尔王》中所蕴含的‘莎氏’哲学:对宇宙的运行规律及对莫测人生的认识。对奥菲利亚和乔特鲁德的解读则强调她们在父权社会中的悲惨命运及帮助“失语”的她们发出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对苔丝德蒙娜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谈到种族歧视的问题,指出她的悲剧不是嫉妒的悲剧,而是因为她无视父权社会的既定规则最终受到了来自父权社会的疯狂报复。在解读中麦克白夫人受到了更人性化的对待,她不再是“非人”的“魔鬼”,而是在家庭和社会共同推动下走上杀人篡位道路的普通女性。这部分还对悲剧中“母性”的缺失进行了分析。指出“母性”的缺失使悲剧中人物的性格建构出现危机。例如哈姆雷特、李尔等。同时在解读中对悲剧中所弥漫的“厌女主义”气氛进行探讨。这部分运用最多的理论是心理分析。论文的第三部分是以对这八部莎剧的女性主义解读为基础,分析莎翁的女性观。结论中提出了“作为普通人(伊丽莎白人)的莎士比亚”和作为艺术家的莎士比亚“两个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无法完全脱离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的理论,从莎士比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分析入手,指出作为普通人的莎士比亚无法逃脱伊丽莎白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作品中男权主义思想的体现较为普遍。这部分首先论证了为什么他的浪漫主义喜剧对“完美”女性的描述不能体现他的女权主义思想。其次又论述了悲剧中尽管女性被边缘化和两极化且“厌女主义”气氛流行,却仍然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弱势地位,从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在戏剧创作中作为艺术家的莎士比亚发挥了他的艺术家本能,从而抑制了作为普通人的莎士比亚的倾诉欲望,使他的作品以“自然主义的”的形式得以呈现。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指出莎翁两个阶段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是从“女神”到“女人”的转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嬗变其实负载着莎翁不同阶段不同的意识理念以及对人类社会状态的不同思考。同时也指出,作为莎翁研究者,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尽量摒弃一己之偏见,才能避免片面化的研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