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萨伊德(Said)的东方主义文化理论和克里斯提·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理论，从跨文化视角出发，选取了最近20年间走向西方的中国电影代表作，对电影文本进行跨文化研究分析，探讨电影技术力量对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构建、作用与影响。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导演如何通过技术化的细节创作手法，向西方世界呈现萨伊德笔下所述的神秘东方，并以西方人特有的民族优越感造成的东方主义情结。西方电影节是国际电影文化交流的重量级中介，也是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平台。本文以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末期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导演在西方的获奖情况，来阐述西方在近20年中对于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的消化过程，以及两代中国电影人在该跨文化交际平台上回应西方注视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本文案例一选用第六代导演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喽烨的电影作品《苏州河》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语篇分析来深度剖析导演在拍摄过程中的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对场面调度以及艺术设计两大领域的考量和分析，旨在探讨中国第六代导演风格化创作过程中通过技术细节来体现影片里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案例二通过对比手段呈现第五代及第六代导演在利用东方主义博取西方认同的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技术手法，以及在西方电影节中，两代电影人不同境遇背后的跨文化诠释。 研究表明：1)第五代导演在西方博得赞誉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全然不了解当时的中国，而以民俗性为题材的影片正满足了西方自恋式的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古国的一厢情愿的想象。2)中国在近20年中的迅猛发展使得第六代导演不可能再以赤贫落后来博得西方的认同，于是他们转向挖掘繁华都市背面的阴暗角落。但通过反主流方式诠释的当今中国只能给予西方隔靴搔痒式的心理安慰，因此，这些作品在西方的电影节上即便获奖，在数量和级别上也都远远不及第五代电影人的成绩。 论文最后尝试对中国电影的西进模式提出疑问，并提出：中国电影如何能够继续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文化焦点，将成为不仅是电影人，同时也是具有跨文化理论背景以及电影专业理论背景的专家学者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