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分析影响“三农”问题的约束因素时，建立了函数分析模型Y=f(S，Q，P,K，T,L)、Y=Fβ(Lα(b)，K(b))等，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分析、归纳了影响“三农”问题解决的几大约束性因素，即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这个内在约束、建国以来政府对待农民时的角色定位形成的主导性约束、农民自身的主体约束以及外部环境约束，并且认为这四大约束共同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解决的基本模式。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模式，既不能是外生性变量决定的，也不可能移植外国的，更不能照搬外来的理论去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对“三农”问题解决起主要制约作用的基本国情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而且从中长期看不可能根本改变，只可能有所缓解。“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治本”的同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基于此，提出了组织建立农民自己的经济实体和组织实体、逐步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并给农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建立一个动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逐步推进深化市场取向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