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看成是周文化--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重要文化积累的继承者、宣传者和创造者，他对此前的艺术创作和理论进行了认真的耙梳和整理，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结论；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一方面总结了希腊文艺的最高成就，一方面建立了一些规范性的理论，所以他在西方文艺界发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单是举出这样两位人物，就足以引起我们对于中西古代文艺理论的兴趣。 中西古代诗教各有特点，各有优劣。就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言，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以伦理道德为纽带的制度，始终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而古希腊的进入奴隶制社会，是建立在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的基础之上，它的“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政治体制，显然有着不同于我国春秋时代“世卿政治”的特色。表现在艺术创作和理论上，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虽然都强调美与善相联系，但善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诗教中占有支配地位,在西方不过是一般的范畴；两人都提倡和谐美，但孔子的学说和他的“中庸之为德”、“人道尚中”的道德哲学相联系，更注重社会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则更多地具有自然主义的因素。在一些具体的文艺理论问题上，中西都认为诗、乐、舞同源，诗起源于模仿；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诗歌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一个说诗可以“兴、观、群、怨”，一个说诗对人有“净化”、“陶冶”的作用；孟子从同嗜、同听、同美的生理共性出发，提出了美感共性的问题，而古希腊从审美角度，提出了人物塑造的类型说，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普遍性，诗是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直接启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人一方面讲求“诗言志”、“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抒情的色彩要远浓于叙事文学较为发达的古希腊。 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得到了不少启迪，但为比较而比较，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弄清的是：中西古代的诗教观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影响；在后来的文化交流中，有没有出现互渗的现象；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刚刚20年的中国，如何坚持鲁迅先生讲的“拿来主义”，积极借鉴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艺理论成果，以纠中国文论之偏，同时扬己之长，使中国文论在下个世纪仍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才是我们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