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济发展奇迹,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农业产值大幅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迅速提高。但是,与快速发展的一、二线城市的经济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还很落后,农民收入亟需提高,生产力水平还相对低下,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方向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需要很多行业和领域的相互配合,金融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2002-2018年八大民族地区面板数据,借鉴现有农业现代化的测算方法,本文采用熵值法从农业产业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等多个维度综合评价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得分,并应用于研究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程度及其基本变化特征。遵循理论和实证结合的原则,理论方面主要运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分析农村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的机理,实证方面主要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验证农村金融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持作用,加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保证了实证结果的准确度,企图为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农村的发展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表明:2002-2018年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虽然各有差异,但是整体呈增长态势,特别是内蒙古现代农业和农村金融均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民族地区当期现代农业的增长大概率会促进现代农业下期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效应,说明了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稳步提升,需要有打“持久战”的计划和耐心,不能过分强调短期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金融稳健并且显著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其促进作用具有明显“滞后”效应。因此,通过农村金融能够实现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供需平衡,达到资本合理配置的效果,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有效路径。经济发展和人均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人均耕地面积越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效果越是明显。因此,继续加快经济增加的同时,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对推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存在一定必要性和迫切性。贸易开放程度可能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表明在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要采用适当政策保护民族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农业经济的发展添加动力,减少现代农业发展的阻力,实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