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产业转移与转入地农民工利益发展的研究成果。产业转移后工厂为了开展生产在转入地及周围招募工人从事生产,形成了“外来工厂本地工（人）”的生产模式,宏观上促进了转入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微观上打破了传统外出务工形成的“拆分型劳动体制”、改变了本地农民工的生产环境。本文主要研究上述变化对于转入地农民工利益的影响,进而探究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利益、农村社会经济和结构的改变,展现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下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新面貌。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分析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引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同时介绍了论文采用的拓展个案法,将济源市承接富士康集团产业转移后地区农民工利益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济源市承接富士康集团产业转移的原因以及富士康集团进驻前后济源地区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第三部分主要从生产环节切入,研究本土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与富士康集团生产管理体制的交互,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产业转移后工厂内部的生产管理体制对于农民工利益的影响。第四部分引入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首先探究产业转移后对本地农村女性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深入分析家庭和农村社会由此发生的变革。最后一部分内容是本文的结论和讨论部分,经过研究笔者认为产业转移的确有助于转入地农民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家庭内部权利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同时笔者也看到,企业开展产业转移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注重普通员工的长期发展与成长,反而通过精巧的工厂体制的设计将农民工囚困在具体的岗位之上,榨取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讲劳动力并没有得到解放。本节末尾笔者针对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提出了推动农民工利益继续发展意见和建议,并反思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