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企业管理方式、劳动雇佣制度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青年人失业,尤其是结构性失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可雇佣性技能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职业教育中强调可雇佣性技能的培养。本论文试图借鉴渐进决策理论、多源流理论以及新人力资本理论,运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历史—逻辑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研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特别是以可雇佣性技能政策为中心的非技术技能政策。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中,职业教育从最初关注“技术技能”,到提出“通用、可迁移技能、”和“关键能力”,再到“可雇佣性技能”,以及近年实施的“基础技能”和以基础技能为体系形成的“澳大利亚核心技能框架”和“核心工作技能发展框架”,澳大利亚根据这一系列职业教育技能政策,通过培训包进行落实,从而构建起国家技能培养体系。首先,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因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生产关系变化而形成的劳动者技能问题。其次,随着经济转型,劳动者技能问题日益突出而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以经济团体为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其三,经过讨论与协商,澳大利亚政府整合各种社会利益集团观点而形成国家技能政策。由多重源流形成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具有持续性、渐进变化的特点。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向后工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者技能、职业教育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技能政策至关重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特别是“可雇佣性技能”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制定国家技能政策是必要的,这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基础性、引领性和指导性的作用;另外,技能政策中需要特别关注广义的技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技术技能;其次,技能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该得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特别是行业、企业部门应该参与其中;最后,技能政策的执行和落实,需要与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相结合,让学习者在终身学习体系中促进个人多元技能的发展。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技能政策中过多考虑雇主的需求,对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在实施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