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波折和劫难,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慈善事业被纳入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其概念与内涵也随着不同时期的思想主线而不断被重新定义和解读。不幸的是,这种定义和解读多是建立在人为臆断基础上的误解,而非真正建立在理性思索与社会实践互动中的经验获得。这种充满政治性和随意性的解读方式,无疑深刻影响到慈善事业在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曾造成慈善事业举步维艰的历史局面。毋庸置疑,它也将给国人对慈善的认知与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受到儒家、佛家、道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互助互济、扶弱济困等极为朴素的慈善理念,成为了中国慈善的优良传统,晚清至近代更是由于西方慈善思想的注入,形成了诸多具有现代慈善意识的慈善事业。但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误解,整个社会陷入日渐狂热的政治运动之中。“全能主义”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慈善被扣上“伪善”的帽子,甚至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丑恶代表。基于此种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慈善事业的社会空间被不断压缩,进而逐步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集体化福利救济理念,将原本属于民间力量与运行形式的慈善事业统化为政府行为,以农村的五保户制度和城市中的互助会、工会以及妇联组织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慈善福利国家化的道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程度较低、物资匮乏的历史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挤占了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合法性基础、物质前提和活动空间,导致慈善事业在中国大陆踪迹难寻。现代慈善事业在中国大陆的重新起步是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带来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党政集权文化和经济体制根源的瓦解导致原有国家保障制度丧失了最为重要的支持,社会福利救济体系也显得不合时宜,饱受质疑。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轨带动政府有意识的从部分社会事业中退出,开始允许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救济事业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在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政府缺乏财力进行充分救济的背景之下,依靠民间力量济贫,发展民间慈善事业是对客观现实的回应。同时,随着新富阶层的形成、巩固和扩大,也使慈善事业的复兴逐渐具备了经济条件。这些条件的结合,为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复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助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慈善事业作为社会矛盾缓和器的作用又得到凸显。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被全体国民公平、公正地分享。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并不断触及社会稳定的保障线。因而,在这个变动性较大的转型时代,找到一条合适的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途径显得尤为重要。而盲目倡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又显得不合时宜。慈善事业正是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又有别于以往依靠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威来保障社会主义方向和高尚道德追求的认同手段。作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精神文化价值,现代慈善观念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为最大多数人最可接受的“意识形态”,它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教育社会的特殊功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相呼应,成为经济体制转轨精神文明建设的拓展与补充。因而,尽管当前中国慈善事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自身也具有众多尚需完善之处,但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对慈善事业报以热忱的支持态度。因而,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与发展的涵盖与意义均超过了普通的社会组织与活动,成为影响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本文试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慈善观念在新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不同阐述和理解为基本主线,论述慈善事业在中国的曲折与发展,努力通过历史的纵析,清晰地描绘出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全貌,并探寻隐藏于其后的深层原因。笔者相信其间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慈善观念的误读和误解,也包含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因素,更由于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和认知,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以来政治上层与民间社会对一些深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演进。因而对其采取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抑或无视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鉴于目前国内对此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因而对其研究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