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重和肥胖人数的不断上升使肥胖症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WHO调查数据显示,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的肥胖人口增长了近两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健康难题,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逐步转向久坐工作和高脂肪、多糖多盐等不健康行为习惯。根据我国2020年调查报告,我国已有6亿人超重或肥胖,高居全球第一。除去超重、肥胖的高基数,其增长率也不容乐观,在1992-2021近30年的期间里,各年龄段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在上升,平均增长了约2.5倍。肥胖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于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但引起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却是由遗传、个体行为、生活环境、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单一的医学研究局限性明显。在全球肥胖症快速流行的背后,经济学家们逐步观察到劳动者身材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作用影响,并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和讨论。因此,本文从劳动者体重和工资性收入关系的视角出发,选用了CHNS调查中2015年相关数据,使用分位数模型的估计方法,探究了在不同工资分布条件下劳动者体重对工资性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分位数模型估计显示,在不同工资分布条件下劳动者体重对工资性收入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具体而言,体重对工资影响的估计系数在0.3至0.7分位数工资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在0.7分位数段对工资影响的达到最大,BMI每增加1单位,其工资收入会降低1.1%左右,随着逐步增加相关控制变量,劳动者BMI与工资间的影响关系仍显著为负,但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此外,考虑到BMI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本文还使用生物学家庭的BMI信息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表明:体重对工资性收入的负向影响仍显著存在,特别是BMI的增加在较高工资水平上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处理内生性问题前的估计结果要高,达到-1.4%。这也表明BMI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低估了其对工资的惩罚效应。稳健性分析部分,本文关注了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使用Heckman两步法计算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不显著,表明样本并未受到选择性偏差影响。进一步地,本文还加入奖金作为工资的调整因素,模型结果显示,BMI对工资的负面影响仍显著存在,在较高工资水平上影响程度达到-3.3%。异质性分析部分,本文从性别、年龄、职业和单位类型四个角度分别探究了劳动者体重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提高BMI对处于中高工资水平的男性劳动者工资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对于女性群体而言,体重的增加在0.7分位数工资水平产生显著的工资惩罚效应。从年龄组来看,BMI的增加对低年龄组劳动者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系数逐渐增加。从职业类型来看,增加BMI对处于中高工资水平的白领工作者工资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影响程度为2.4%,但体重的增长未对蓝领工作者工资产生显著的惩罚效应。从单位类型来看,BMI提高对处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者工资能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国有部门工作者无影响。进一步地,本文还探讨了劳动者体重对工资影响的作用路径,基于现有文献研究,提出了两条潜在的影响机制:一是BMI的提高会通过增加劳动者患病概率从而造成其劳动生产效率和工资双低局面,二是劳动者BMI会通过影响是否进入高薪单位,进而在工资性收入水平方面产生显著差异,实证结果也支持两条影响渠道。此外,在加入BMI和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后发现,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有效调节BMI对劳动者工资的惩罚效应,但对女性劳动者无显著的调节效应。最后,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针对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外表歧视和肥胖惩罚现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