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国法制的近现代化是“西学东渐”一样,监狱行刑制度的近现代转型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行刑文化移植的结果。在全新的行刑思潮的引领下,身体刑向自由刑的移位、教育刑对威慑刑的颠覆成为近代监狱行刑变革最突出的表征。这场触及刑罚灵魂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行刑体系的解体和现代行刑模式的确立。无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行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扬弃着清末行刑变革的成果,行刑感化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并基本奠定了现代监狱教育的主体格调。梳理和研究近代监狱的感化教育,不仅可为中国监狱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的座标,即便对当代监狱教育亦不乏启迪。论文共分为导论、主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其中主文包括七章内容。导论部分界定了有关概念的理解及用意。之所以将近代监狱行刑定位于“感化教育”,是因为“感化”凸显了近代狱制的典型特征。从晚清官员的游历记述,到民国监狱学的昌盛,再到感化教育的专门研究,行刑感化教育在近代的学术价值逐步彰显。而现代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多半包容在监狱史学之中,国内尚未见有专门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在回顾中国古代行刑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清末监狱行刑方式的转型。在报复刑与威慑刑的主导下,古代监狱旨在苦辱与惩戒。尽管古代行刑不乏礼义教化,也出现过圜土制或耻辱刑的感化悔过观,但其绝非古代刑狱的全貌。近代监狱改良是在西方行刑观的冲击下被迫启动的,刑罚近代化与治外法权成为狱制革新的重要动因,随之而来的则是监狱行刑在观念、机构、立法、管理及狱吏等领域的一系列转型。民国以后,教育刑思潮成为引领行刑变革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治狱理念受西方行刑学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监狱行刑宗旨不仅仅出于保护社会的需要,其着眼点更是放在罪犯矫治上。本章还从社会学、人性论、犯因性的视角论证了监狱感化教育的哲学基础。第二章考察了近代监狱的作业制度。近代监狱的行刑感化典型地体现在劳役、教诲和教育三方面。作业劳役旨在授以监犯职业技能,不仅可预防再犯,强健身心,而且有道德改化的功用,因而其成为监狱立法的重要内容。监狱作业是近代教育刑的衍生,其作为感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与古代囚徒的强制苦役不可同日而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出现了外役监及移垦作业。鉴于旧监作业不力,司法当局曾颁布大量法令予以督饬。在抗战时,作业生产的功能被有意放大,并被要求配合军需。监狱作业虽几经厉行强化,但其开办规模与成绩仍未达到官方预期。除运营不善及经费不足等因素外,作业法令的执行不力亦是重要原因。近代监犯劳役与其说是促其感化,不如说更注重作业的经济收益,由此不免背离了作业制度的初衷。第三章阐析了近代监狱的教诲制度。监狱教诲即道德教育,是近代教育刑的显著表征。事实上,教化分为教诲与教育,教诲着重于道德熏陶,教育则着重于知识灌输。民国监狱的基本立法优先确立了教诲原则,教诲往往比教育更受重视。在司法训令的整饬下,监狱教诲渐渐步入正轨,也多少显现出一定实效。不过,教诲多集中在新监实施,旧监所大多因陋就简,教诲几成空谈。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监狱的宗教教诲是一股很强势的力量。近代司法当局确信宗教改悔的作用,通过监狱法令赋予囚犯一定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与其说是突出宗教教诲的感化功效,不如说是藉此为囚犯寻求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而使之安心服法。尽管近代监狱的教诲观念已固定化,且注重个别教诲,却仍难以回避覆盖面狭窄、法令执行不畅以及教诲方法本身的弊病。第四章讨论了近代监狱的教育问题。监狱教育对行刑感化不可或缺。智育与德育皆为教养要素,教诲与教育其名虽异,却相辅相成。监狱教育具有犯罪预防与矫治的双重功效,既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众教育,又相当于学校教育的延伸与补充。近代监狱教育的内容较为广泛,教育时间、科目、教材、方法及考核等构成了监狱教育制度的主体。近代监狱法令赋予囚犯一定的阅书自由,并明令监狱附设图书馆,有的监狱还发行了出版物,这对感化教育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一些训令的出台充实了监狱教育,囚犯教育不仅限于普通监狱,还扩展到了军人监、外役监及看守所,并呈现出注重党义和军事训练的特点。到民国后期,监狱教育的理念已比较成熟,部分监狱的教育凸显出一定成效,但监狱教育仍存在法令不遵、普及率低、经费受限等问题。第五章阐述了近代监狱的师资制度,主要分析了教诲师与教师的选任资格、职责与考核、督导与配置等问题。在近代监狱中,教诲与教育师资的匮乏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尽管司法当局三令五申要求改善师资,事实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感化教育的日益重视,教诲师与教师的地位有所提高。从狱吏的官等和薪俸看,教诲师的地位始终要优于教师。由于教诲师与教师联系极为密切,本章从师资编配、年龄分布、薪俸待遇、资历及工作报表五个方面对教诲师与教师进行了比较,以明晰全国新监教诲师与教师的实际工作状态。在此基础上,引申论述了近代监狱的人才支持问题。民国政府相当重视监狱人才的培养与训练,其倡行的人才储备策略以及“有治人而后有治法”的法理思维至今犹不失借鉴意义。第六章梳理了近代少年监与感化院的教养制度。少年犯有特殊的身心特点,其行刑处遇有别于成年犯。少年监是狱制改革的产物,其创设本身即是行刑感化主义的外显。近代少年感化的理念不仅明确载入监狱立法,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专门少年监中。尽管民国时期少年司法保护逐渐由制度趋向实践,司法当局亦有少年监建设的宏伟规划,但其实际开办规模仍属有限。近代感化院的教养模式同样是少年感化的典型体现。感化院纯系感化组织,是一种类似学校的特殊教化机构,其初创于清末民初,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为重要的保安处分执行处所。在狭义上,感化院专门针对不良少年的感化教育而设,但一些特殊的教养机构也冠以“感化”之名。以感化教养为宗旨的近代少年监与感化院,成为少年司法保护的最早尝试。第七章是对近代监狱感化教育的整体评析。行刑感化教育始于清末狱制变革,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确立与定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极大发展。然而,全国监狱的行刑实践却始终未达到理想预期,感化教育的理想与现实呈现明显反照。这不能不说与狱制改良的不彻底性、传统行刑文化的阻滞、经费及战乱的拖累,尤其是监狱法令的执行偏差以及屡见不鲜的藐视或玩忽法令有关。与监狱实践相比,行刑理念或许更能体现出现代性和文明性。近代监所的视察监督、感化检验的定量标准以及监狱教育的个别化等表明了感化教育在观念与制度形态上的发达程度。从本质上看,监狱感化教育是可行的,不过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感化”这个变化多端的字眼,在近代中国居于刑罚哲学的核心。近代监狱的感化教育,开创了中国行刑模式的新纪元。它隶属于以促进典范为目的的社会改良规划,是社会现代化机制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制度的革新都是思想和观念的接受在前,器物和制度的仿行其后,最后才是社会文化的相应跟进,而文化的滞后往往导致制度推行的重重阻力,这是监狱现代化必须正视的问题。对近代中国监狱的感化教育给予理性和客观的审视,有助于推进现代的监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