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以来,以高校为被告的此类行政诉讼日趋增多,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高校身份性惩戒类案件的相关研究却十分欠缺,司法平衡路径研究也鲜有学者问津。从应然层面来看:法院在对高校身份类惩戒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应以适用相关法律原则为基础,明确司法审查强度标准,同时在裁判时选择合理的法律解释路径。尽管已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但从现行刊发的文献来看,还显得较为粗糙,鲜有学者对高校惩戒行为的类型进行细致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具体的司法平衡路径。同时因为学界相关研究并不充分,也导致了我国司法平衡的立法理论及指导下的实践供给不足,具体表现为:框架性、原则性立法多而程序性、执行性立法少;赋权性立法多而规制性立法少。高校在行使惩戒权时也因司法平衡中暴露的上位法规定模糊而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因相关规定缺失滥用权力而被诉。这使得高校惩戒权与学生身份权平衡间存在对立紧张的状态。因而本文从高校惩戒类典型案件甘露诉暨南大学一案入手,对近三年来司法裁判中该类案件平衡经验进行了比对研究,并在探明学术界对高校惩戒权与学生身份权司法平衡路径的争议焦点的基础之上,力图为惩戒权与身份权的司法平衡探明新的出路。高校惩戒权与学生身份权冲突的司法平衡需要加强有效的立法供给,即立法应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人权保障原则等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区分学术性事务和非学术性事务,并据此对高校的惩戒行为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惩戒行为选择不同的平衡路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依据高校不同性质的惩戒行为,采取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同时也可以适当引入阿列克西原则规则化理论为法司法平衡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