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合适成年人在场不仅是未成年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亦是侦查人员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要求。但是,与立法层面的不断推进相比,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样态却不尽如人意。通过实证考察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仍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程序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行为,且该行为会对其取得证据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证据效力予以明确,但其以未成年人主体类型化区分的方式作出规定与既往实践操作相悖离,且未对讯问（询问）笔录欠缺合适成年人签字以及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证据效力予以明确。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需要确立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以倒逼侦查人员规范其取证行为。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国家亲权理论为理论根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要求在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国家亲权理论强调国家有照顾并保护未成年人的最终责任。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进行规范分析,明晰制度的立法目的、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及其顺位、程序启动方式以及合适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通过对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在适用中存在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在场权保障不充分,讯问（询问）笔录欠缺合适成年人签字,合适成年人的法定到场顺位未得到应有重视等问题。由此暴露出在职权启动模式下,侦查机关在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时会存在以下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第一,侦查机关无视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违反法定通知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在接受讯问（询问）时无合适成年人在场。第二,基于侦查人员的过失或者合适成年人的原因,导致讯问（询问）未成年人的笔录上欠缺合适成年人签字。第三,侦查机关以便利办案为出发点,违反法定通知顺位,导致未成年人在接受讯问（询问）时其法定代理人未被通知到场,反被居于次位的其他合适成年人所代替。侦查机关在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时存在上述违法行为,不仅有悖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目的,侵害了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亦会对其取得的未成年人供述、陈述、证言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由此,结合以往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对侦查机关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程序要求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效力进行分析。第一,侦查机关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证据效力的影响。第二,讯问（询问）笔录欠缺合适成年人签字对证据效力的影响。第三,侦查机关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证据效力的影响。为强化对未成年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应确立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第一,修正询问未成年人时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第二,明确讯问（询问）笔录欠缺合适成年人签字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第三,明确违反法定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