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微观企业未来发展及价值提升的基础,然而,现实中宏观层面的高投资与微观层面的非效率投资并存。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不仅损害了股东财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代理冲突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由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目标不一致,高管在“帝国建造”、“管理者防御”等动机的驱使下,通过非效率投资行为谋取个人私利。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被认为是缓解高管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冲突的重要手段。学者们相继通过验证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目前我国已基本构建了以企业绩效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但现实层面,我国高管薪酬异象频发,“零薪酬”与“天价薪酬”并存,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尚不够完善。那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了应有的治理作用呢?另外,在我国特有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下,高管权力有着其特有的滋生土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高管权力日.益膨胀,进而衍生出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高管权力膨胀导致了权力寻租的动机,企业投资行为一定程度上沦为高管权力寻租的“合理”手段。那么,高管权力是否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而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是否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然而,投资决策不仅受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决策者个人动机的影响,高管无疑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管决策动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管投资行为,作为内部隐性特征的职业生涯关注对高管决策动机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对高管投资行为产生作用,那么,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理论界关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总体来说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大多从高管货币薪酬或股权激励某个单一指标来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在研究结论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薪酬激励—投资行为”简单的二元分析框架方面,缺乏对相关情境因素的考虑,尤其是把高管看成是同质的,没有打开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操作“黑箱”与作用路径。基于此,本文采用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高管权力理论、职业生涯关注理论,结合规范的实证分析,从高管外部治理特征高管权力及高管内部隐性特征职业生涯关注两个视角来系统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论文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围绕以下五部分内容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梳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高管界定为代理人身份,主要是指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在内的公司执行层面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董事和监事层面的人员;将企业非效率投资界定为公司投资偏离最优投资水平的程度;将高管权力界定为在公司内外部治理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高管所拥有的执行自身意愿的综合能力,主要是指能够对薪酬制定、企业战略决策等产生某种预期效果的能力。根据本文的研究所需,介绍了相关理论基础。第二,从理论上深入分析高管权力和职业生涯关注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薪酬结构、薪酬的协同效应四个维度来系统阐释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理。在高管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综合高管“代理人”和“管家”双重角色,从高管权力的三个维度,即高管所有权权力、高管结构权力、高管专家权力,深入剖析高管权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职业生涯关注理论的基础上,将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阶段,来理论演绎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论文的研究假设。第三,变量的度量与模型的构建。变量度量方面,因变量为企业非效率投资,借鉴Richardson模型的残差来度量非效率投资;自变量为高管薪酬激励,包括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及薪酬结构;调节变量为高管权力与职业生涯关注,高管权力分为高管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与专家权力,采用年龄作为职业生涯关注的代理变量;同时,选取公司成长性、企业业绩、现金流量、公司规模、管理费用率、大股东占款、产权性质作为研究中必要的控制变量,并且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根据上一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第四,实证研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初步验证理论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再次,采用STATA14.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从主效应来看,高管货币薪酬显著缓解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高管薪酬结构有效抑制了非效率投资现象;高管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具有协同效应共同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从高管权力的调节效应来看,高管结构权力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弱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高管所有权权力也恶化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抑制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而高管专家权力显著缓解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强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从职业生涯关注的调节效应来看,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高或低时,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并且抑制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处于中等水平时,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得到缓解,并且强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最后,对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以控制内生性问题;替换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大部分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第五,研究结论与启示。总结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发现研究的不足之处,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强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的监督约束与激励机制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研究。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薪酬结构、激励的协同效应这四个维度深入剖析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治理作用的本质过程,是对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相关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填补了高管薪酬激励到企业投资行为之间作用机理研究的空白,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投资理论。摒弃以往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二元分析框架,从高管内外部特征的视角解释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两条作用路径,系统构建了高管薪酬激励、高管权力、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统一分析框架,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投资理论。第三,突破了高管权力“代理人”的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了高管权力理论。通过把高管权力分为三个维度,发现高管各个不同权力维度发挥的作用不一样,高管在所有权权力和结构权力的驱使下往往表现为“代理人”角色,而在专家权力的驱动下则更多的表现为“管家”角色,研究深化和拓展了高管权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