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北京《晨报》派出了一批驻外记者开展海外报道工作。此次驻外记者派遣具有参与人员多,覆盖国度广的特征,意味着民国时期驻外记者这一职业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制度方面,《晨报》在建立驻外记者的称谓制度、薪酬制度、任期制度与通信制度方面做出尝试,这些制度对于驻外记者的管理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因现实因素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种将驻外记者派遣制度化的尝试值得肯定。在派遣人员方面,此次派遣的记者以留学生兼任的特约通信员为主,特派员人数相比之下较少。在派遣过程中,驻外记者人员流动性大,任期长短不一。驻外记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是一群高素质的年轻人才。在通信方面,此次派遣在驻外通信的报道主题、新闻采集手法和通信写作手法上都有所突破。通信报道关注政治、社会、外交、经济、教育等多个重要领域,其中尤以政治最多。在各个领域中,驻外记者尝试使用力所能及的所有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的采访、记录亲历事件、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完成高质量的通信素材搜集。在通信稿件的写作中,记者注重文字与图片两方面的呈现,文字上,采用叙议结合的写作手法、情理交融的抒情方式,引导读者通过阅读通信展开理性思考;图片上,尝试使用照片、示意图与表格,帮助读者更为直观和清晰地了解复杂的社会、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此次派遣活动在民族主义勃兴、新闻业发展和记者个人发展三个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族主义方面,驻外记者通过对民族主义议题的构建,促进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驻外记者拓展了新闻通信的功能,促进了中外新闻界的交流,并在新闻生产中,对记者作用展开探讨,促进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在个人层面,驻外记者经历对记者回国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