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学是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范围内互动过程的学科；美国的外交决策学是外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1947-1948年第一次阿以冲突拉开了美苏冷战与大国中东博弈的序幕。其中，美国的外交决策对战争进程及结果影响重大。　　本文主要利用解密美国政府外交档案----《美国对外关系》第五卷，选取外交决策理论模式中的官僚组织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提出分析杜鲁门时期美国外交决策的“同心圆”模式，力求完整展现和考察该时期美国外交决策各层级的决策模式和制度根源。选取三个案例进行研究，分别是巴以分治决议问题（案例一）、武器禁运及派兵问题（案例二）和承认以色列国问题（案例三）。根据第一手档案资料，本论文详细分析在官僚组织模式下，外交核心决策圈、中层决策圈和外层决策圈所组成的三个“同心圆”各自内部、以及三个“同心圆”之间是如何进行外交博弈的；探讨“同心圆”理论究竟是美国独特“三权分立”外交制度的产物，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决策模式。为更好地了解美国如何应对巴以冲突以及如何制定外交决策，将中东研究和外交决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主要选择了文本解读和案例研究两种方法，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将外交学理论与美国外交实践相结合；二是将宏观的理论假设与微观的外交档案文本解读相结合；三是将外交学研究与中东研究相结合，力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杜鲁门政府时期应对1947-1948年第一次阿以冲突的外交决策行为体大致可分为三个“同心圆”，即总统及其白宫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构成的核心决策圈；美国国务院近东和非洲事务办公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政策规划办公室和美国常驻各使领馆大使等构成的中层决策圈；美国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和各主要阿拉伯国家、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联合国及安理会、以及英国政府、苏联政府等构成的外层决策圈。第二，从内部因素来看，各层行为体拥有各自部门利益，他们都试图在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间求得平衡，对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大小受其所处决策圈的核心—中层—外层的结构所决定。第三，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应对第一次阿以冲突的外交“同心圆”模式受其国内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三权分立政治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