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其发展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本文首先对四种社会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波拉特模型、日本信息化指数模型、中国社会信息化指数和IDC指标进行比较。文章分析了波拉特模型存在不足，指出它对信息活动、信息行业和信息职业等的划分尚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测度中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和某些数据欠合理、运算非常繁复和对统计资料的要求较高等等;日本信息化指数模型侧重从与社会信息活动相关的多个方面进行测度，其优点是该模型中所需的统计资料较获得参数少，计算较简单，因此实用性较强;中国社会信息化指数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后，经学者研究及改良，由初期的全盘照搬逐渐转向了修改和创建新模型;IDC指标体系在建立过程中，过分依赖IT投入对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结果选出的指标中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指标占了大部分，而反映信息量流通方面的指标只占很少比例，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空缺。在对四种社会信息化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后，本文采用改良的日本信息化指数模型对澳门社会的信息化进行测度，在得出相关的指数后，再抽取其中信息装备率指标及信息量指标的动态变化率，与澳门互联网状况调查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印证验证澳门地区社会信息化测量指标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澳门地区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通过运用RITE模型对澳门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与台湾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作出比较，发现澳门在总的信息化指数方面远远落后于台湾地区，而且差异非常明显，在每个分指标的比较中，澳门除信息量一个分指标外，其余指标均落后于台湾地区，如图书出版数、大学生在校人数、计算机普及率等方面，均未能有令人满意的表现。本文认为，澳门在社会信息化程度、发展方面，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不论在硬件、人力资源上，信息资源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根据研究结果和澳门地区的发展现状，本文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动教育界开展信息科技教育、鼓励企业对信息科技的使用、提高市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