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护前置化是近年来我国刑法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环境犯罪是刑法保护前置化立法的具体面向,污染环境罪是环境犯罪的主要修改内容。《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对污染环境罪的集中讨论不过十年时间,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让环境保护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点关注。刑法保护前置化是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大议题,直接牵涉刑法价值安排等基础性问题,攸关风险社会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取舍。对污染环境罪的基础理论研究,使其在教义学层面逐渐丰赡充盈,一定程度上影响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层面的规则变动。这既是刑法研究在污染环境罪中的理论延展,也是刑法置于现代社会功能需要的实践转向。刑法如何在环境犯罪治理中充分松绑预防潜质而又不过分突破刑法前置界限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因应现实需要的外化与刑法发展的内化,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将环境法益纳入法益保护范围进行刑法前置保护是现代刑法的需要。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并不是完全游离现有刑法理论与体系的再造。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如果规制不当,可能蕴含过度刑法化的隐忧和滋生司法肆意的危机,并可能造成刑法机能失衡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进行研究。本文拟通过剖析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存在问题,辩证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理论争议,从理论、立法、司法三个层面探寻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规范进路,以期擘画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法治蓝图。本文第一部分是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概述。通过梳理当前学界对刑法保护前置化的定义,将刑法保护前置化从法益保护前置化和刑罚处罚前置化两方面进行区分。借由法益保护前置化和刑罚处罚前置化的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厘清二者关系。进一步以犯罪范围、法益概念、保护阶段和立法目的具体化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表现方式。本文第二部分尝试从刑法内因、社会外因和环境原因三方面解读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现实根据。刑法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情境变化,同时也需要协调自身内在的功能转换。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兴起,刑法机能的转变和积极一般预防的需要使得传统刑法向强调安全和预防的现代刑法进行转向成为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刑法内因。公民不安情绪的主观蔓延和非正式社会统合手段的客观弱化成为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社会外因。现代社会环境风险的激增和近年来污染环境犯罪严峻的现实情境成为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环境原因。本文第三部分在于展现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趋势。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类型中,从生态伦理观衍生出以人类法益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以生态法益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以人类与生态法益为共同保护法益的生态人本主义法益观。在刑罚处罚前置化的类型中,存在具体危险犯,累积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模式。法益保护前置化是刑罚处罚前置化的规范实质,刑罚处罚前置化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实践遂行。不同法益观为规范基础所表现的刑罚方式也尽显不一。通过对不同法益观和刑罚处罚方式的梳理,了解我国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表现与措施来统观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进程与向度。本文第四部分是有关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问题剖析。该部分主要聚焦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理论批评。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招致犯罪圈扩张和犯罪门槛降低抵牾刑法谦抑主义,回应民意舆情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将法益内容变得暧昧与抽象,以民意诉求为政治性要求的刑事立法是刑法工具主义的回潮的质疑。通过回溯不同学者和不同法律制度发现不同的立场,从中找寻、提炼出自己的立论。本文第五部分是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规范路径。本文肯定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但也需正视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不尽规范之处,需要通过具体设计从法益保护和刑罚处罚的角度助益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在法益保护层面,以个人法益管控环境法益范围,以重大危害性原则把握环境法益保护层次,实现法益层次与法益范围的静态互继。在刑罚处罚层面,注重考量立法与司法出罪。在立法上,通过摄入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审查与坚守行政从属性的功能位阶判断确证立法正当性。在司法上,明确但书条款在污染环境罪中的适用标准和以有害性变更作为实质解释的依据实现司法谦抑性,承通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