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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昶生活于清末民初,是桐城派的殿军人物之一。他长期居于桐城,继承着桐城派以“义理为宗”的学术传统,同时旁涉佛老,兼及百家。本文以他的《老子故》为研究的主要材料,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老子故》的注解特色和解老宗旨进行综合探究,以彰显马其昶的老学成就及其思想特征。
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桐城派以义理为宗的学术传统及其生平经历和交游。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姚莹等人皆遵奉程朱理学,在清代的汉宋之争中,坚定地维护宋学的正统地位,批判汉学的弊端。马其昶继承了桐城派的这一学术传统,并在《老子故》中有着清晰的体现。马其昶的生平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居于桐城,读书奉亲、求学科考是生活的主题;后段以北京为中心,教书出仕、修史著述变成了生活的主业。马其昶的交游对象,可分为三类。桐城士人是他交游的主体,其中最为亲密者有萧穆、姚永概、姚永朴等,他与桐乡士人的交往持续了一生。光绪七年,他北上游历,在京结交的学友,如郑皋、孙葆田等,皆为饱学之士。这一阶段和在京学人的交往切磋,不但为他出仕任职提供了机会,更扩充了其治学规模。民国后,守旧派文人成为马其昶交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学的冲击,马其昶与陈三立、林纾等,共同提倡传统文化。
第二部分主要从分章和注解两个层面,对《老子故》文本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在分章方面,本文介绍了《老子故》中所体现的以文义和“天地之数”为依据的两种分章形式,并对分章依据的来源和选择分章依据的目的作了探讨。在注解方面,本文通过举例分析,介绍了《老子故》的取材来源和马其昶对《老子》中重要概念的解析、对韩非子“误读”老子文本的批评,从文本角度揭示出马其昶《老子故》的注解特色。
第三部分主要对《老子故》中所体现出来的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解析。马其昶认为“孔、老皆出于易”,在用儒家观念注解老子文本的同时,沟通儒老之间的分歧矛盾,为其儒老相合的思想提供依据。《老子故》也有着明显的“以佛解老”的注解特色,佛学中的“真心”等观念,成为马其昶融合佛老的媒介。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马其昶曾多次上书陈说他的经世理论。在《上清帝宣统书》中,他以儒家文化为依据,对财政、民生、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提出改革建议,并强调为政之要在于“养民”。民初,在与社会现实的几次碰撞之后,马其昶不再主动上书陈说治国之策,而是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融入对《老子》等典籍的注解当中。本文从“无为而治”、“用人之法”等四个方面,分析《老子故》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并尝试探究马其昶等传统型儒家学者,在清末民初所承受的西学压力。
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桐城派以义理为宗的学术传统及其生平经历和交游。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姚莹等人皆遵奉程朱理学,在清代的汉宋之争中,坚定地维护宋学的正统地位,批判汉学的弊端。马其昶继承了桐城派的这一学术传统,并在《老子故》中有着清晰的体现。马其昶的生平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居于桐城,读书奉亲、求学科考是生活的主题;后段以北京为中心,教书出仕、修史著述变成了生活的主业。马其昶的交游对象,可分为三类。桐城士人是他交游的主体,其中最为亲密者有萧穆、姚永概、姚永朴等,他与桐乡士人的交往持续了一生。光绪七年,他北上游历,在京结交的学友,如郑皋、孙葆田等,皆为饱学之士。这一阶段和在京学人的交往切磋,不但为他出仕任职提供了机会,更扩充了其治学规模。民国后,守旧派文人成为马其昶交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学的冲击,马其昶与陈三立、林纾等,共同提倡传统文化。
第二部分主要从分章和注解两个层面,对《老子故》文本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在分章方面,本文介绍了《老子故》中所体现的以文义和“天地之数”为依据的两种分章形式,并对分章依据的来源和选择分章依据的目的作了探讨。在注解方面,本文通过举例分析,介绍了《老子故》的取材来源和马其昶对《老子》中重要概念的解析、对韩非子“误读”老子文本的批评,从文本角度揭示出马其昶《老子故》的注解特色。
第三部分主要对《老子故》中所体现出来的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解析。马其昶认为“孔、老皆出于易”,在用儒家观念注解老子文本的同时,沟通儒老之间的分歧矛盾,为其儒老相合的思想提供依据。《老子故》也有着明显的“以佛解老”的注解特色,佛学中的“真心”等观念,成为马其昶融合佛老的媒介。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马其昶曾多次上书陈说他的经世理论。在《上清帝宣统书》中,他以儒家文化为依据,对财政、民生、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提出改革建议,并强调为政之要在于“养民”。民初,在与社会现实的几次碰撞之后,马其昶不再主动上书陈说治国之策,而是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融入对《老子》等典籍的注解当中。本文从“无为而治”、“用人之法”等四个方面,分析《老子故》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并尝试探究马其昶等传统型儒家学者,在清末民初所承受的西学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