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了无可争辩的危机。国情不同、利益差距、认识上不一致使各国态度和政策差异甚大。欧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充当先锋，而美国2003年干脆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减少碳排放，而碳主要源白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利用，从而传统石油公司生存提出严峻挑战。BP总裁约翰·布朗的演讲以及Shell的一些后续行动石油工业内部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出现了巨大分歧，这些分歧说明了什么，和欧美气候政策有什么联系，这些差异会不会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在梳理国际气候机制历史基础上，本文拟从公司自身层次、国际国内政治活动层次、社会期望和政策空间层次以及国际气候机制层次解答这一问题。　　 首先以BP和埃克森美孚为案例分析，成长轨迹和财务报表说明化石燃料对他们的环境战略锁定效应，而能否破除这种锁定常取决于企业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家精神。环境监测系统的存在、组织结构和企业家精神等原因使欧洲公司比美国反应更为灵敏。接着分析了欧美公司围绕气候政策出台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而国际和国内共同构成了双层博弈。美国公司组建全球联盟国内公关和游说，国外搜索谈判联盟使政府首脑最终承认其利益应得到合理关切，而欧洲公司没有改变欧盟强制减排立场和对《京都议定书》的接受。这说明欧洲的治理模式、社会期望和政策空间限制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多重平衡博弈的制度架构彰显了公众的决定性力量。无论全球变暖科学事实、《京都议定书》相关态度以及是否愿意为减排付出经济代价欧洲公众都比美国公众来的积极。再次论文论述了国际气候机制对欧美公司不同的压力，国际气候机制通过知识(科学家)、舆论(环境组织)和市场机会(市场压力)对公司施加影响力，而公司也可以通过资助气候怀疑主义者、操纵媒体以及其他手段来平衡国际气候机制规范的扩散。美国公司因拥有强大的财政资源公关手段容易做到而欧洲公司鉴于自己的经验教训普遍承认环境组织的主张。　　 国家是政策出台、社会舆论导向以及国际机制内化的最终决定者，利益集团的游说要取得预期的成功也必须在国家需要的范围内。本文还建立了从生态脆弱性(政治稳定)、环境容量以及能源安全三维分析框架比较分析欧美气候政策动因。欧洲气候变化(政治安全)脆弱性远比美国敏感同时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驱动下的美国也确实承担着更大的气候需求压力。能源链概念说明美国的能源安全关涉自身霸权，气候变化对化石燃料的挑战其实也对美国能源霸权的挑战。这样当美国面对气候变化而自己又准备不足时便采取否认、迂回、拖延战术，而这种否认、迂回、拖延战术下出台的政策显然是宽松的。　　 本文最后围绕奥巴马执政以来的政策转变以及金融危机对气候谈判的影响说明奥巴马气候新政是建立在布什政府对可再生能源链持续的投入上，两者更多是一脉相承因而这绝非仅是软实力和政治政党影响的结果。当然随着美国公众期望的上升“总量控制-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以及碳税的可能施行，埃克森美孚为代表的美国能源工业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可能会有较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