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时期后半期激烈的反洋教斗争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是近代中国政教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其标志即信教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的实施。中国基督教会，一方面由于其西洋色彩而产生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较中国本土宗教突出的优势，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先锋队和主体动力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期间又适逢中国教会反省自身、逐渐剔除其洋教色彩的时期，其突出的表现为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和合一运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基督徒争取信教自由的斗争，是这两种思潮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伴随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尤其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导致的思想大势的转变，作为中国传统主脉的儒教和从西洋来的基督教之间的矛盾无疑被激化了，并突出地体现在这一政教关系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从而使思想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异常复杂的局面。本文的论题即是从基督教一方争取信教自由的活动入手，围绕民国初年(1912-1917)的定孔教为国教之争，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叙述与分析。 全篇分为五大部分：导言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清末民初孔教问题的研究概况。笔者认为，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受思想史思路的严重影响，其明显的失误在于对该问题的事件特征重视不够。尤为突出的是，学者们在分析此问题的过程中忽略了当时斗争的主要反对方基督教会的思想和活动，从而也忽略掉了与此紧密相连的信教自由问题。本文即是希望从这些漏洞入手，把这一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发掘出来，并从思想史、政治史和宗教史三个角度对其展开分析和讨论。文中的第二章首先考察了信教自由在西方历史以及普遍层面上的主要含义，然后梳理了信教自由问题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实践中浮现的历程。笔者认为，1900年的庚子事件是一个关键，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信教自由问题的发端。此后，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为其在政治上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民国的成立则使信教自由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得以确立。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笔者指出，民初的信教自由之争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13年提出的国教案以及1914年的祭天祀孔案为中心，其中前者更为关键；第二阶段则以1916-1917年的孔教入宪案为中心，它是这一问题发展的后续和高潮。孔教问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民初孔教运动的复兴则很大程度上因于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以及中国士人对这一问题的误读——即认为这是扶持基督教，打击孔教。然而，孔教会一方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激进行动则又被基督徒认为是对信教自由的极大破坏。由此，孔教会和基督教之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并继而反映在民国修订宪法的过程中，由思想上的讨论延伸为政治上的激烈斗争。总括起来说，基督教会一方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2、定孔教为国教，容易引起教争；3、定孔教为国教，不利于五族共和；4、定孔教为国教，有碍于公民受教育的权利；5、孔教为伦理上的问题，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二者不宜混合讨论；6、问题的最终核心在于，定孔教为国教有碍于公民的信教自由，是一种对权利的申诉。基督教会活动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团体性，从最初的北京信教自由不定国教请愿团到各教联合请愿团，再到后来的信教自由会，逐步体现了其在组织上的完善和团结，这同时也反映了其在斗争思想和策略上的成熟。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从思想史、政治史和宗教史三个角度，分析了信教自由得以确立的原因。笔者认为，信教自由之所以能在民初宪法上得以确立，首先是因为儒教传统在近代中国的衰落走向，孔教一方的衰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基督教一方的助势。其次，民国的成立，使民主共和成为了一种潮流，同时也为信教自由权利的申诉和讨论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再次，中国基督教势力的壮大和自觉是信教自由得以确立的关键原因。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伴随着力量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的自觉意识，以及基督教与民国肇造的因缘联系，也逐渐改变着其为国人所憎的洋教形象。信教自由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趋向相契合，互为促进，互相影响。最后，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信教自由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意”使然，是民初的混乱政局和复杂局面促成了其紧急的实现。而且，得来的侥幸也注定了维持的不易。展望信教自由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实在是多艰难曲折。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撤出大陆，信教自由在近代中国一直没能得到切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