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时者,爻之位、卦之序者也。几与时皆是在《易传》中便有的概念。但先秦之后,却很少有人对于这两个概念中所蕴含思想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而船山是一个例外。面对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整个船山之学的关注重点,就是反思造成这种“神州陆沉”之局面的原因。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道学传统特别是阳明心学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而造成这一点思想根源,则是在于自濂溪以来,佛老之学对于道学的影响与渗透,继而,道学家们也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思想上的影响与渗透。因此,船山通过上述反思与追责,给自己定下的思想使命就是排除佛老在道学中的影响,而几与时也正是船山提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这个道学新范式的关键所在。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其得自于先秦儒学与宋明道学传统的思想传承,而另一方面则又可以清楚地将船山与传统道学分殊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既往学者对于船山哲学的一些研究方向,以“几与时”来描绘船山哲学显然具有思想的典型性与合法性的,并且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船山哲学的思想视域。从“几”与“时”这两个概念出发,我们所见的可能就是一套全新的道学思想范式,其来自于船山对于传统道学思想范式的反思与转化。首先,在宇宙论上,船山一改道学主流理气二元的传统观点。承接着横渠的气学,以气一元论为其宇宙论的支柱,强调阴阳二气之絪缊神化的变易才是构成整个世界与历史之所以可能的本体依据。而这种运动变易或者说过程性的世界观的根源,则来自船山对《周易》的卦爻变易之动几与时位的重新诠释。因此,他放弃了此前道学传统将“几”认作一个内在性概念与原则思想进路,而部分地复归了先秦对于这个概念内外兼及的定义之中。同时,在船山的宇宙中,由于《易》的影响,变易性与过程性是绝对的,因此用以描述卦爻变易之次序的“时”也就成为了另一个最为基础的概念。在船山那里,没有任何概念或对象可以超越于时间之外,所以,不论是陆、王之“心”,还是程、朱之“理”,在他的过程性一元宇宙论体系中都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进而船山指出：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乃是因为程、朱、陆、王实际上受到了佛老所谓之“有无”的思想范式的影响,而他以几与时构建起来世界观,则是基于横渠所谓之“显隐”的思想范式,另起炉灶。其次,在人性论上,船山与传统道学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构建宇宙论的“借天为说”之思想进路不同,他以其气学与易学主轴的宇宙论为思想核心与基础,并以此构建自己的人性论体系,同时也以这种“自天而说”的思想进路来批评道学传统的问题。于船山,成德工夫的关键在研几与趋时之上,而这两个概念在其词源上也皆与易学有关。于船山,所谓研几,就是去掉耳闻目见之蔽,同时复归于对当前的是非之几(吾之往几、物之来几)、动静之因的审查,最终在其时见(现)神化所赋予人的天地之心。因此,传统上为学界所重点关注的船山“性日生日成”之说,实际并不能完全以一种全新的性善论或过程性道德实践的诠释来说明。因为船山之“性”指向一种个人在时空之中兼及内外的道德境遇的把握,并将之认作所谓的“天几、人几”,因此研几也就是对于人类这种总是处于时空变易之中的具体道德境遇的前见与把握。而所谓趋时,就是在研几的基础上,使个人之道德事功能最符合其时之自然神化,如此则道自然盛大于斯时,这也是船山所理解的儒家之成德工夫的最高标准,因此,于船山,趋时工夫更多地是从政治哲学层面来讲的。从研几与趋时的工夫出发,造成了船山之工夫论对人有很高的先天与后天的资质要求,所以整个船山的道德工夫论呈现出一种精英主义趋向,放在当时的思想大背景之下来看,这又恰好是针对着明末的儒学世俗化与宗教化运动,体现了船山学在同代学者中的孤立性并与道学发展思潮相悖的情况。进而,因为船山所确立的宇宙论与工夫论的上述特出之处,使得其不可能将道德之根据建立在某种外在或内在先天目的之上。因此,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船山在其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于儒家圣人观的重新诠释来解决其哲学中的道德根据与落实的问题。尽管这完全避免了佛老之学的思想范式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也导致了许多新的理论困难,这使得船山对于圣人的相关叙述成了其哲学中最薄弱的一环。综上所述,从几与时的角度来看,船山哲学相对于作为其思想背景的道学传统有着非常深刻的批判意义,这些批判的现实动机毋宁说是建基于船山本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中。同样,也正因为船山困顿于其自身道学家的立场,使得其无法超越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甚至,由于其对于佛老之学的激烈批判态度,使得他所确立与重构的道学思想相对于道学的传统与主流要显得更为保守与狭隘,呈现为一种极端的道学保守主义的特征。而以几与时为核心的船山的道学新范式,就是船山联结其思想中的道学批判与重构这两个方面的关键环节,也是其哲学之精华与矛盾的渊薮所在。由整个明清哲学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以明清易代之际及清初的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取向来看,而当代的研究己经表明,儒学在下层民众之中的世俗化与宗教化思潮其实一直在发展,其时之士大夫也乐观其成。因此,整个船山哲学或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