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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中国梦这一开放又通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扩大不同社会群体的共识，高压反腐败，传递正能量，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典范。为了顺利实现我国“四个全面”战略，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客观公正地审视和研究前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实践，尤其是要深刻总结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经验教训，探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规律。此为本项研究价值所在。目前史学界一般都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这一段时期称为“建国后十七年”或“新中国十七年”，本文简称“十七年”。
关键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传播”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传播学就是一门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与揭示人类传播的规律与实质的科学。“大众化传播”，同样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概念。它强调要通过充分利用传播要素，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来达到文化、理念、信仰等物质与精神方面在大众中的扩散、渗透和影响。而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走向大众化，进而完成时代化，通过发展和创新变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然大众化传播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当然就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从外延上说，时间节点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的17年；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大陆的56个民族所生活的区域。从内涵上看，它既包括马、恩、列、斯原著的翻译、研究、宣传、教育、推广与理论成果普及，又包括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宣传、教育与普及活动；还包括社会主义法律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与教育活动。其传播主体既有党的各级干部，又有党的宣传理论工作者，还有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传播方式主要是以书籍、报刊和广播电影等媒介，结合各项群众运动进行，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全民学哲学”等；传播受众为全体公民。
总体上说，“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为了应对新中国所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全体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动员他们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活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国初期（1949—1956））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伴随着开发意识形态资源、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重塑并巩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的指导地位并奠定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以及与旧的政治文化斗争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展开的。“一种新的、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积极作用，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与旧的政治文化斗争中，充分显示自身的力量，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与这种斗争相适应，如何使新的政治文化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边破边立”或者说是“除旧布新”的过程。“‘布新’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作为指导思想被贯彻的群众性实践：‘除旧’则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是为确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的政治文化而‘布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党中央由于没有及时在理论和指导思想上实现从“造反”的革命党向建设的执政党转变，没有摆脱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比较顺利迅速，使党内相当多的人（不少是高级干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反而轻易地认为“超英赶美”和“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由于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十年论战与较量的深刻影响等；党内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使得我党在“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在指导思想上呈现非线性发展轨迹，形成两条相互渗透和交织的趋向：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错误的趋向即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紧密相关。当然，我党在新中国“十七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所走过的坎坷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所出现的偏差和挫折紧密相关。
回顾“十七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这“十七年”的传播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危机，根本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顺延了革命型政治文化而没有实现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由于高度集中而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运行模式，传统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革命型政治文化除了继续发挥着巩固政权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其内在的矛盾和消极作用不断显现。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转折点，1959年庐山会议开启了党内不民主的先河，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社会各阶层包括执政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极端化的政治文化倾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遏制，中国政治体系陷入不规则运作状况，并初步形成了以观念意识和行为层面的革命型政治文化，也为其畸型流变埋下了潜层次危机。”
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中不难看出：从1957年之后我党在执政实践中“左”的错误之所以不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党的八大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定性和正确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落实，相反却对他们中的不少人采取阶级斗争的思想改造办法，致使思想不能解放的广大知识分子难以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当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在全媒体时代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化”是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成功地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等西方反华思潮，对推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化”意义重大。
总结“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研究传播规律，从而服务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学术研究的学术繁荣，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学者的使命，也是本论文写作的初衷。然而，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很多方面的学术见解也显得稚嫩生硬，這些都有待专家们的指正，笔者今后随着学术的积累将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关键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传播”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传播学就是一门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与揭示人类传播的规律与实质的科学。“大众化传播”，同样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概念。它强调要通过充分利用传播要素，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来达到文化、理念、信仰等物质与精神方面在大众中的扩散、渗透和影响。而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走向大众化，进而完成时代化，通过发展和创新变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然大众化传播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当然就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从外延上说，时间节点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的17年；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大陆的56个民族所生活的区域。从内涵上看，它既包括马、恩、列、斯原著的翻译、研究、宣传、教育、推广与理论成果普及，又包括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宣传、教育与普及活动；还包括社会主义法律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与教育活动。其传播主体既有党的各级干部，又有党的宣传理论工作者，还有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传播方式主要是以书籍、报刊和广播电影等媒介，结合各项群众运动进行，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全民学哲学”等；传播受众为全体公民。
总体上说，“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为了应对新中国所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全体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动员他们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活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国初期（1949—1956））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伴随着开发意识形态资源、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重塑并巩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的指导地位并奠定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以及与旧的政治文化斗争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展开的。“一种新的、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积极作用，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与旧的政治文化斗争中，充分显示自身的力量，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与这种斗争相适应，如何使新的政治文化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边破边立”或者说是“除旧布新”的过程。“‘布新’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作为指导思想被贯彻的群众性实践：‘除旧’则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是为确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的政治文化而‘布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党中央由于没有及时在理论和指导思想上实现从“造反”的革命党向建设的执政党转变，没有摆脱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比较顺利迅速，使党内相当多的人（不少是高级干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反而轻易地认为“超英赶美”和“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由于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十年论战与较量的深刻影响等；党内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使得我党在“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在指导思想上呈现非线性发展轨迹，形成两条相互渗透和交织的趋向：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错误的趋向即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紧密相关。当然，我党在新中国“十七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所走过的坎坷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所出现的偏差和挫折紧密相关。
回顾“十七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这“十七年”的传播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危机，根本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顺延了革命型政治文化而没有实现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由于高度集中而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运行模式，传统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革命型政治文化除了继续发挥着巩固政权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其内在的矛盾和消极作用不断显现。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转折点，1959年庐山会议开启了党内不民主的先河，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社会各阶层包括执政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极端化的政治文化倾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遏制，中国政治体系陷入不规则运作状况，并初步形成了以观念意识和行为层面的革命型政治文化，也为其畸型流变埋下了潜层次危机。”
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中不难看出：从1957年之后我党在执政实践中“左”的错误之所以不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党的八大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定性和正确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落实，相反却对他们中的不少人采取阶级斗争的思想改造办法，致使思想不能解放的广大知识分子难以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当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在全媒体时代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化”是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成功地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等西方反华思潮，对推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化”意义重大。
总结“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史，研究传播规律，从而服务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学术研究的学术繁荣，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学者的使命，也是本论文写作的初衷。然而，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很多方面的学术见解也显得稚嫩生硬，這些都有待专家们的指正，笔者今后随着学术的积累将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