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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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因其可规避本国企业向境外融资的限制而兴起,不亚于股票与债券的融资能力、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国际性特质、与基础证券自由兑换的流通性能、投资者投资渠道的拓展以及相对简便的上市程序使其迅速在资本充足、监管严密的美国证券市场繁荣壮大。中国有感于美国存托凭证在吸引境外优质企业的优良表现,为吸引我国境外红筹企业回归而参照创设了中国存托凭证。中国存托凭证为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鼓励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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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因其可规避本国企业向境外融资的限制而兴起,不亚于股票与债券的融资能力、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国际性特质、与基础证券自由兑换的流通性能、投资者投资渠道的拓展以及相对简便的上市程序使其迅速在资本充足、监管严密的美国证券市场繁荣壮大。中国有感于美国存托凭证在吸引境外优质企业的优良表现,为吸引我国境外红筹企业回归而参照创设了中国存托凭证。中国存托凭证为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鼓励新兴技术企业发展,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下夯实的基础。但从其出台前被热切的期待到出台后的频繁遇冷,证明了我国发行存托凭证仍然在诸多方面准备不足,尤其在应对风险方面更是因不成体系的存托凭证风险防控法律机制而阻碍中国存托凭证的目的性实践。中国存托凭证作为一种跨国金融工具,其本身不清晰的法律关系是引发一系列相关风险的根源,同时我国金融市场下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与存托凭证和基础证券转换自由之间的矛盾也是存托凭证今后发展的障碍。中国存托凭证立法中对信息披露要求体现在发行和后续交易阶段,但让基础证券发行人承担几乎所有的披露义务难免会加重其负担,信息披露渠道的单一也无法给投资者最全面的信息。而与存托凭证有关纠纷所引起的诉讼管辖权争议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和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国存托凭证风险入手,对风险进行了总结归纳并选取了典型的风险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对存托凭证风险防范的不足,并借鉴了美国存托凭证和中国台湾存托凭证相关经验,以此构建风险防控法律体系。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中国存托凭证的运行机理以及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从中国存托凭证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入手,以存托凭证的运作流程为线索,在理顺境内外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基础上将中国存托凭证风险划分为基础法律风险、中国存托凭证发行交易风险、以及诉讼风险。第二部分按照风险的分类,对其中的主要风险进行详细说明,包括基础法律风险当中的存托凭证法律关系不明,存托协议和托管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中国存托凭证发行交易当中我国对资本项目严格的外汇管制下中国存托凭证不可与基础证券自由兑换引发的境内外资本市场不联通,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割裂,中国存托凭证市盈率高企以及投机套利;信息披露和监管体制不完善导致的信息披露义务分配不合理,境内外信息不对称以及域外监管困难;诉讼风险当中的管辖标准不确定,域外管辖的取证与执行困境。第三部分对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防控路径。通过对存托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的前提下对存托凭证发行人究竟是谁、存托人与基础证券发行人责任分配等进行了分析,为存托凭证法律关系的探明开辟路径;以我国外汇管制的原因以及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发行存托凭证的原因入手对中国存托凭证的定价机制和套利机制利弊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美国存托凭证信息披露和监管的介绍探讨了我国存托凭证监管的原则和具体内容;无法分清与中国存托凭证有关的纠纷造成了扩大化的管辖权,缺失的管辖标准引发了管辖权争议。第四部分给出了防控风险的对策,包括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中国存托凭证法律关系进行明确,其属于证券法律关系的一种,是股票或债券法律关系的延伸,是一种新型的证券法律关系;逐步放开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建立限额人民币自由兑换机制,以此为基础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使中国存托凭证价格水平合理化;信息披露应构建基础证券发行人披露为主,存托人披露为辅以及披露便宜为原则的披露体系,通过完善的存托凭证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存托凭证信息披露和监管法律机制,同时通过进行国际证券监管合作,强化我国对中国存托凭证的域外监管权;管辖权争议可参照美国存托凭证“行为加效果”原则管辖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与他国以双边、多边协定的方式行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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