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购买和合同外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受到诟病,引发了全球改革钟摆移动,英国进入了公共服务委托(Commissioning)阶段。对于英国由服务购买到公共服务委托的这种转变国内关注较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是如何出现的、政策框架如何、实施情况怎样等都缺乏系统分析。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放眼国际、立足自身,合理借鉴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规避市场化改革的陷阱,化解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本研究首先通过回顾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演变历程,将英国公共服务划分为政府主导、服务购买及公共服务委托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背景、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略分析,进而提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以服务购买阶段为基础,既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效果不彰的结果,也是新信息技术及全球经济衰退下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的必然要求。以这一演进历程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理念转变及理论支撑,提出公共服务委托具有以服务结果为关注点、服务实现过程的多主体参与、跨部门跨组织合作以及“能促型”政府角色的四大特征,体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整体性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理论以及供应链管理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英国公共服务委托是围绕服务结果达成的一套理念、制度安排以及行为过程的总和。政策框架是其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由管理体制、生产体系、政策对象子系统以及支持系统构成。服务需求与市场分析、服务规划与具体行动、服务评估与风险管理构成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实施过程。与服务购买阶段政府对外部力量的倚重不同,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强调不同政府部门与机构的职权配置与综合协调,以及宏观管理能力培养;以服务结果为核心目标,灵活选择生产途径;其受众超出了服务使用者,同时涉及一般民众、供应商、不同政府部门等。文章进而以英国伯明翰地方政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如何通过组织结构调整、职能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落实公共服务委托政策框架。配合相关实证研究,文章最后总结了英国公共服务委托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借鉴。本研究认为英国公共服务委托阶段的出现是英国过去几十年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对公共服务新生态的能动适应,对服务购买阶段的理念与机制进行了扬弃,是全球性政府回归的表现形式之一。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在内化了服务购买阶段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实现了关注点由服务产出向服务结果的转变,完成了市场机制、官僚机制以及治理机制等多种治理机制的统一,政府、市场、公民携手共进保证最佳服务结果的达成。英国公共服务委托对中国的启发在于打造能促型政府,对公共服务实现全过程抱有更宏观而开放的态度,善于利用技术的力量实现人民扶植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