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这与其修辞造诣是分不开的。然而修辞研究又恰是《庄子》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庄子》修辞进行了探讨，力图揭示《庄子》的文学内涵、话语机制、内在矛盾及其原因。《庄子》的修辞理论大体涉及言辩、文章两方面，其言辩观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语言的雕琢巧饰，反对辞辩，并进而对语言的表达功能加以彻底否定。这显然与《庄子》的语言实践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本文分析了矛盾的本质以及这种言辩观的具体针对性和它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由于它过于偏颇甚至走向语言怀疑论的极端，所以难于指导其语言实践。真正对《庄子》的语言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的是《天下》篇谈到的文章观。它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庄子对于创作方法、原则及文章风格等方面的自觉追求，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其间着重对《庄》文避实就虚的言说策略进行了讨论，指出“三言”并非并列关系，“卮言”是对《庄》文语体风格的总括，而“寓言”、“重言”是“卮言”风格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本文还结合大量语言材料，从文章、言辩两方面对《庄》文的修辞实践做了细部的艺术分析。最后论及《庄子》修辞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理论方面，其“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观点影响巨大；实践方面，对后世文人及文体如赋、骈文、传奇小说等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