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数字技术在我国农村地区快速普及,以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应用。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乡村振兴”、“数字乡村”的重要战略,也是落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地区通过数字技术连接了全球市场,推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以高速互联网接入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从最初的公路、电力、饮用水、电话网、广播电视等传统基础设施,到目前的光纤、第四代通信基站（以下简称4G基站）等新一代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整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向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方向演变。从2015年到2019年,中央财政和基础电信企业累计投入600多亿元建设偏远农村地区光纤和4G基站。截至2019年8月,我国行政村光纤和4G网络的通达比例均超过98%,并在网速上基本实现了农村城市“同网同速”的目标。同时,为了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发展,2014年至2019年国家共支持建设了1185个示范县,投入约237亿元资金。可以看出,在过去的5年中,国家对4G基站和电子商务为主的新一代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入近千亿元。新一代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影响机制又是什么?这不仅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本文将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农业部门要素再分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从经济结构转型来看,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配置到相对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制造业或服务业）。同时,我国农村地区受到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约束,面临更大的贸易成本和更小的市场潜能,难以融入到国内统一市场中。农村地区数字化发展降低了市场准入障碍,有助于其连接外部市场,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利用准自然实验的因果识别方法,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微观机制。此外,本文还关注了数字化与农村家庭消费福利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农村劳动力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配置到非农部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研究了高速互联网接入对农村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作用以及微观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利用我国“十三五”期间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带来的大规模农村地区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高速互联网接入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从2016年至2019年,电信普遍服务工程投入了近600多亿,为我国13万个行政村提供了高速互联网的接入。为了识别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在行政村层面上的冲击,本文手工收集了13万个试点行政村名单数据,并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以下简称CHFS）等地理位置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形成了全新的“行政村-家庭”数据库。基于该数据库,本文分析了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否有助于小微电商企业进入,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研究发现,高速互联网接入显著促进了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测算,高速互联网接入平均提升了样本期间内家庭人均收入的14.43%。机制分析发现,高速互联网接入的收入效应可能是由于小微电商企业成长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导致的。具体来说,本文发现高速互联网接入不仅促进了家庭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提升了行政村家庭经营电子商务的总户数,也提升了县域淘宝注册个人店铺和企业公司数量;并且高速互联网的接入使家庭非农就业的概率平均增加了2.83%。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速互联网接入的收入效应在偏远地区相对更大。这些结果表明,行政村高速互联网的接入促进了小微电子商务企业的进入,提高了家庭非农就业概率,从而提升了家庭收入水平。这一研究揭示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其次,农村地区往往面临更大的贸易成本和更小的市场潜能,电子商务通过数字化信息化平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克服贸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研究了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具体来说,本文以2000-2017年的县级数据为基础,利用2014-2017年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逐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县域经济增长,同时本文通过控制试点选择标准、控制同期其他政策以及利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子样本等方式尽可能排除了其他解释。机制分析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计划显著促进了当地以淘宝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业态发展。此外,电子商务发展降低了贸易成本,有助于原本市场潜能较小的地区连接市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教育水平较高、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这一现象说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撑。本文研究表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一研究揭示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全国大循环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基于微观家庭消费福利的视角,本文回答了电子商务服务点的建设对本地家庭消费福利的作用。由于农户人力资本较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较弱,电子商务服务点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等服务,解决了农户在搜索、在线支付等面临的交易障碍。此外,农村本地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可及性较低导致贸易成本较高,行政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建设有助于缩短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增加家庭购买商品的种类,提高居民福利。具体研究如下,本文通过行政村网络代购点数量与家庭微观数据匹配,利用“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计划”的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数量对农户家庭网络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家庭网络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力资本较低的行政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对家庭网络消费影响更大。同时,也发现在本地市场规模较小、较偏远、非平原以及距离市场较远的行政村,电子商务服务点的网络消费效应越大。这些结果表明电子商务服务点建设一方面减少了交易障碍,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贸易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服务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家庭网络消费多样性,增加了网络消费的频率,且并未挤出家庭非网络消费。这一研究揭示了,电子商务服务点有助于促进新型消费,为全面促进消费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和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研究数据与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可能具有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在数据使用和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多源数据和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如下:（1）在多源数据使用方面,本文首次收集了“十三五”期间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的13万左右个行政村名单数据,并且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地理位置数据进行匹配,形成了“行政村-家庭”数据集。该数据库不仅更细致、变化（variation）更大,还能更好地反应各个地区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实际情况,为本文的因果识别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在分析小微电商企业进入方面,本文使用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村调查数据以及阿里研究院小微电商个人和企业注册数据。这些多源数据为研究高速互联网接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数据集。（2）在因果识别方面,已有的研究往往由于微观尺度数据的匮乏和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内生性等问题,很难评估高速互联网的经济影响。例如,在城市地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关,同时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时间在城市间的差异较小,因此很难捕捉宽带接入的外生变化。本文主要基于“十三五”期间大规模高速互联网建设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因果推断,并且考虑到高速互联网接入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的选择性,进一步控制了试点选择标准,克服了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样,在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本文也是基于大规模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因果推断框架,研究了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实际试点地区的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电子商务示范县优先在国家级贫困县和欠发达革命老区试点）,本文也进一步控制了电子商务示范县的试点选择标准,克服了上述选择性偏误带来的识别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农村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农村数字化政策的影响效果。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立足农村数字化转型这一较新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了农村高速互联网接入、农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和逻辑关系详见正文）。具体如下:（1）在农村高速互联网接入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高速互联网接入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影响,这为理解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驱动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配置到非农业部门,却忽视了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信息基础设施薄弱是农业部门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部门重要的障碍。运输成本、搜寻成本和贸易成本是农村劳动力市场经济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可能阻碍农村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本文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这些经济成本,使偏远的农村地区能够与全国其他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融合,这对理解农村地区结构转型提供了更具体、更微观的经验证据。（2）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方面,将欠发达地区纳入到经济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是国内外学者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不仅通过信息技术扩大市场可达性,也有助于激发农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从而释放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发现电子商务促进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并且降低了地理因素对偏远地区经济增长的制约,同时地区人力资本有助于电子商务经济效益的发挥。这些发现为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优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撑和理论参考,也为探索我国新阶段下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提供一定启示。（3）在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方面,相比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地区,在我国偏远的村庄,由于本地市场规模较小以及市场可及性更低,家庭面临着更大的消费不平等。本文从我国大规模建设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这一视角,探讨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服务点对家庭网络消费的促进作用,这对于降低城乡消费不平等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以往关于农村数字化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而宏观层面的分析,不仅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而且无法细致的探讨微观机制。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分别从促进结构转型、扩大市场潜能、降低交易障碍和贸易成本等方面为数字乡村对经济发展影响提供了具体微观机制。具体如下:（1）促进结构转型。现有关于结构转型的文献,文献主要从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视角出发,探讨影响农村劳动力配置到非农业部门的主要因素为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而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相关微观家庭经验证据较少。本文研究发现高速互联网接入有助于小微电商企业进入,从而带来非农就业的增加,尤其增加本地的非农就业,这丰富了结构转型相关的文献。（2）扩大市场潜能。已有关于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相关机制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通过构造县域市场潜能指标,发现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渠道是扩大市场潜能。（3）降低贸易成本。数字经济理论表明数字技术发展对降低贸易成本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相关文献较少提供相关经验证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电子商务服务点在降低交易障碍和贸易成本促进农户消费中的作用,为电子商务降低贸易成本提供了微观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