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61窟由敦煌第四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到后周广顺元年(947-951)兴修,其营建集中体现了曹氏归义军的兴盛时期,佛教文化与艺术发展形成稳定繁荣的景象。这时节度官署不仅设立了伎术院、画院,民间还成立画行,石窟艺术基本沿袭前朝形制,只是规模更加宏大,较唐更为壮观。莫高窟第61窟南、北、东三壁共有经变画11铺且均有乐器图像,其中含有不鼓自鸣乐器的经变画5铺共30件,仅有不鼓自鸣乐器的经变画一铺为《华严经变》;含有经变乐伎乐舞的经变画七铺,仅有乐伎乐舞的经变画两铺为《密严经变》和《思益梵所天问经变》;含有世俗乐舞的经变画三铺为《法华经变》《楞伽经变》《维摩诘经变》。该窟南、北、西壁共有佛传故事画33扇,其中含有乐舞图像的南北壁各1扇,西壁6扇,共有8扇,56件乐器。经研究发现唐时经变乐舞乐队编制中打击乐器占比重较大,而五代时有所变化在莫高窟第61窟经变乐队编制中呈现出对吹奏类乐器的侧重,无论是单铺经变画中的不鼓自鸣乐器或是经变乐舞中的乐器编制,还是整个窟中乐器的统计均发现,吹奏类乐器的使用有所增加。乐舞中间通常持腰鼓的舞伎,所持腰鼓的形制稍有变化,中唐时期的腰鼓舞一般腰鼓都比较大,五代时期就逐渐延变成了类似“胸鼓”一样的小鼓,挂在胸前。经笔者与文献中西域各乐部之间进行比较,发现其乐器编制与西凉乐和高昌乐较为相似,曲调风格应更偏向于十部乐中西凉乐和高昌乐。五代程式化的壁画乐舞,无不体现出唐时包容开放的文化互渐背景下,对西域音乐及乐器的借鉴、吸收、融合,于五代趋于稳定下来。敦煌不仅吸收借鉴西域外来音乐文化,继承中原传统音乐文化,五代时期敦煌当地也已有音乐机构乐营,不仅可以服务当地的乐舞活动,也为敦煌壁画乐舞提供了事实依据。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单向的,更是双向的,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壁画乐舞呈现保存了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