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人生观”关键词及其语义场域考察了五四先觉者如何在常识图景、价值伦理、精神信仰等多层次上重构青年的意义世界。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旧年代,五四打破了时人安身立命的传统意义系统,“人生（世界）成为问题”变成了每一位读书人的存在性焦虑和民国社会的持续性病症。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绵延着对“世界观·人生观”的讲述,形成标志性聚隆的是1919年前后“新青年派的人生观”的宣扬、1923年前后思想界的“人生观论战”以及受论战影响,1923年教育界将讲述“人生观学问”的“人生哲学”列为高级中学的必修科目等三个事件。在讲述“世界观·人生观”的这三个事件中,第一次人生观讨论面向的是“价值伦理”（人的社会性）范畴,第二次人生观讨论面向的是“信仰意义”（人的超越性）范畴,而高中课程“人生哲学”面向的是基础的“常识图景”（人的自然性）范畴,分别是从不同的层次,连续递进的重塑着青年的意义世界。其中1919、1923年前后是思想界“人生观”讨论的两次热潮。第一次人生观讨论的主体是“社会与人”,其中贯穿着“德先生”的社会伦理精神;第二次人生观讨论的主体是“文化与人”,其中交杂着科学、心性、宗教、美与情等多元信仰意义的诉说。接连出场的“人生观”讨论的主题分别对应了五四的两面精神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显示了五四青年意义世界从“德先生”伦理道德范畴到“赛先生”信仰意义范畴的递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义差异,陈独秀似乎早有察觉,他将“德先生”对应旧礼法旧伦理、将“赛先生”对应旧艺术旧宗教,也表明了二者用作思想武器击打着不同层次的旧世界。1919年前后“新青年派的人生观”在社会进化观下,激烈抨击“三纲五常”等旧伦理和旧社会关系,“德先生”精神被想象为可以冲破一切束缚和涤清各种专制偶像的解放性力量,荡尽一切只留下人人之间单子式的纯净社会网络,在人·德先生·社会三位一体下重构了人的终极意义和现实生活。但这种仅仅是乌托邦式社会（大我）的描画和想象,只是一种激进的刺激,在“破旧”时迷幻有力,在“立新”重塑时却不能有效的调动人生得以见诸行事。而五四后民国社会逐渐走向实际行动,此前个人伦理的“思想改造”逐步让位于团体实验的“社会改造”,又因西方文明破产的声音呼声日重,东西文化论争复起“新文化”论述流行,最终变成了了整体性、广泛性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交汇,二者运动的对象均指向青年的人生观,第二次1923年“人生观论战”便出场于这样的背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西方文明破产归罪于科学的机械人生观,于是他们主张重寻传统文化的心性之学和人文德性精神。笃信科学的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知识分子进行了“科学人生观”信仰的辩护和宣传。另外,欧战以及西方文明的弊病,使得俄国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为时人所关注,在论战尾声中陈独秀宣扬的科学唯物史观式的人生观因能系统的解释过去—现在—未来,吸引了众多青年的追随。在1923年“人生观论战”中,文化保守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鼎足而三的宣扬各自世界理解下的人生观,希冀重塑青年意义世界的信仰领域并指导青年的现实人生行动。除此之外,在亟需信仰的五四青年那里,“人间佛教”、“美的人生观”、“情的人生观”等多种信仰体系都有着一定的边缘诉说。受此思想界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激荡,加之民国思想界、教育界等公共领域的叠合,教育界随即通过教育改革在民国高级中学中添加了讲述人生观学问的“人生哲学”课程与论战因应。“人生哲学”因兼具学术概念和教学课程的双重身份,其含义有着多元阐释:狭义上的“伦理学”范畴,广义上反映人生问题的泛哲学概念,以及承载了传统思想“儒学哲学化”的自我言说和面向青年的常识教育。作为高中必修课程的“人生哲学”教科书写作,主流是以胡适“人生十诫”为纲,撷取生物、心理、社会及伦理学诸科学常识为青年科学的人生观筑基,实现了胡适在“人生观论战”中表达的期望,即“深信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以几百年的科学常识为基础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这种科学常识或学科常识式的人生观,因其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基本上不会引起各派学人的激烈抵触,但是从最日常的世界图景出发,发动了对青年“意义世界”的隐秘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