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周关联理论来讨论经典小说《围城》中隐喻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隐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是修辞学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很多语言学家、认知学家及心理学家的兴趣所在。隐喻的研究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书中第一次对隐喻做出了定义。传统的理论认为,隐喻仅仅是个语言问题,是一种修辞方法。而认知观则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同时也是人的思维问题。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隐喻的新视角。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属于一般话语,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是语言交际中对一般认知推理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而解释了隐喻理解的本质。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本质上和其他语言交际活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语言的释义性使用,追求最佳关联性。而最佳关联使读者能以最小的加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明示-推理的过程,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其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对翻译的解释是动态的,辩证的,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的本质,对翻译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较色,即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交际者。在处理隐喻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首先确定自己的交际意图,然后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下,重新构建原文中隐喻,以达到最佳关联的目的。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是保留喻体,或是改变喻体,只要不违反关联原则,保证达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面对同一隐喻信息做出同样的反应,达到了最佳关联,就是成功的翻译。文中分析的实例选取于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围城》。其作者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语言个性鲜明、风格独特。一部《围城》令无数中外读者为之倾倒。其中的比喻既饱含哲理又活泼生动、幽默风趣。作者把内心深处的感受和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露痕迹的用比喻表达了出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钱钟书式的比喻”。《围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其书中耳目一新、数目众多的比喻。通过对《围城》中实例的研究表明,为了让译文读者有机会接触更多中国文化,通过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语境效果,译者在处理《围城》中的隐喻翻译时,尽量地采取保留喻体不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