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DV技术的发展,影像对私人领域的介入问题变得愈发明显。独立纪录提供了更为民间的视角,让过往很少被媒体注意到的底层人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是对体制内纪录片的一个补充,创作者在创作主题、内容上忠于自己的独立立场和精神,其作品展现出极高的社会文化价值。但在创作过程中,拍摄者很容易触碰伦理道德问题,掌握镜头的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存在着天然不对等的关系,处于社会底层的拍摄对象缺乏有效的手段与意识抵御摄像机的入侵,这种触碰伦理底线的行为在侵犯拍摄对象的同时,也伤害了底层纪实影像本身,底层群体的的影像书写与形象构建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讨论。作为我国2000年后独立纪录片创作新群体代表之一,徐童是近年来在独立纪录片创作领域备受瞩目的导演,其纪实作品在国内外影展上多次得奖,同时也处于社会舆论和学术讨论的尖峰,作品中所包含的创作伦理议题富有典型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对于作品中创作者与多方伦理关系构建的争议,使得它的价值不再仅限于影像作品本身,还产生了社会学、人类学与伦理学等相关的社会文化价值。本文尝试将徐童代表作“游民三部曲”的影像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徐童对于底层纪实影像中多方伦理关系的平衡与反思。首先,从影像文本出发,对“游民三部曲”作品中的底层游民叙事进行整体概述,对作品中的底层群像塑造、视听语言和拍摄方式展开阐述,为后续提出影像中存在的创作伦理问题的思考分析奠定基础。其次,结合影片文本内容,针对徐童“游民三部曲”中存在的创作伦理问题争议与救赎措施进行探究。一、分析影片《麦收》中存在的创作伦理困境和成因,包括隐私的剥削、违背意愿的肖像采集、未经允许的拍摄、底层表述与创作者的代言权,以及底层现实与社会合法性产生冲突的伦理困境。二、分析导演徐童在《算命》和《老唐头》中,对纪录片中存在的创作伦理问题做出的救赎措施,包括在叙事视角上削弱主体性,后期处理方面注重隐私保护,带领拍摄对象走出荧幕,打破影像“囚禁”,并对拍摄对象给予人文关怀,并从三部作品的成长中探究导演在纪录片创作伦理问题上的成长与改进。最后,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提出徐童底层纪实影像创作给纪录片伦理关系的平衡带来的启示,从创作者与拍摄对象、影像文本、观者、媒介组织间的多方关系进行阐述,为我国纪录片如何更好地进行底层叙事与影像书写提供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