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先秦两汉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探讨这个时期诗歌所渗透的生命意识以及艺术显现，揭示它的原型意义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奠基作用。尽可能全面地揭示中国古代早期文学与生命意识的关联，努力沟通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古文字学、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使学科整合落到实处。本论文共分六部分： 第一章：自强不息和悲士不遇——自我实现的自励和自悼。先秦两汉时期，对于人生自我实现价值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期间所产生的诗歌，有的表现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有的抒发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苦闷和忧伤。表现这种生命意识的载体出现的有四言诗、五言诗，也有骚体诗。自励诗和自悼诗的思想倾向有单一和驳杂之分。自励诗渗透的是周代传统观念，是儒家思想。自悼诗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观念。 第二章：忧生行乐和避世隐遁——自我解脱的沉沦和逃遁。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是贯穿先秦两汉诗歌的一条重要思想主线。《诗经》表现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的作品还只是涓涓细流，到了汉代，这类作品的量和质都出现了飞跃。这一转变，不是诗歌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风气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归隐为主题的作品在《诗经》中就已经存在，奠定了这类作品的原型。到了汉代，它们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 第三章：自然和社会暴力挤压下的呻吟——生存困境中的安全危机。先秦两汉诗歌对自然暴力的反思呈现出两条线索：一是将天灾与统治者的治理联系起来，反思人为的过失；二是从个体生命的感受出发，描写自然暴力对人的形体心灵所造成的伤痛。此外，论文还分析了先民承受社会暴力的痛苦与抗争以及对遭遇谗言伤害的个体生命的思索。 第四章：生命横遭摧残的哀叹和控诉——寓言诗的反伤害意识。先秦两汉时期的寓言诗以多种方式显现生命所遭受的伤害，采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气氛渲染、细节描写和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先秦两汉时期的寓言诗贯穿反伤害的生命意识，同时又渗透浓郁的家园情结和骨肉亲情，反映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血缘纽带强有力的特征。这些诗歌参与了那个时期诗体的演变，是积极的推动力量和活跃因素。七言诗、五言诗的出现，都和寓言诗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五章:悼亡的痛楚和自绝的无奈—生死幽明转换滋生的哀歌。先秦两汉时期先是出现四言体的悼亡诗，既而又有骚体的悼亡辞，到了汉代，又有杂言体的哀悼诗和骚体的悼亡辞并存。由于哀悼的对象不同，作品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非正常死亡类型悼亡诗表现出死亡恐惧感、渗透着价值判断。汉代绝命诗不是像屈原那样表现出浓郁的群体观念，而是以个体为本位，同时，价值判断呈现日益淡化的趋势。受散体赋的影响，汉代绝命诗多是直接抒发感情，较少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 第六章:对死亡的拒绝和对仙乡的企盼—摆脱人生有限的神游及仙术。长生久视本来是想使生命在时间上无限地延长，先秦两汉诗骚作品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却是采用了空间拓展的方式，通过在仙境、神境、道境中神游及其对所见到的不同景观的描写，展示了生命在不同层面的状态。先秦两汉诗骚作品把服玉作为成仙术加以表现时，它所蕴涵的是水崇拜观念。餐霞服气实质则是以气为本的生命理念，是用生命一体化观念沟通人和自然。蜕变使生命获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自由，在新的自由状态中获得永恒，这种生命意识颇有辩证色彩。汉代求仙诗按作品的主角划分可以分为三类，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