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发展呈“井喷”之势,高溢价支付已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新常态”,高溢价支付使得上市公司积累了高额商誉资产,并且高额商誉资产中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商誉泡沫。在商誉资产快速累积的同时,上市公司高额商誉问题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2016年以及2017年连续两年证监会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统计数据均显示,部分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占并购支付价款的比例较高。2018年证监会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则直接指出商誉在初始确认时存在虚高。同时《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还指出上市公司在商誉减值的披露中存在诸多机会主义行为,而上市公司在商誉减值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初始确认的商誉资产存在虚高这一问题难以得到缓解。在中国商誉资产虚高以及商誉减值存在诸多机会主义行为下,有必要探讨虚高的商誉资产会对资本市场、股东行为以及企业行为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以2007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超额商誉会对股票错误定价产生影响,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超额商誉会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上市公司的超额商誉资产规模越大,则其股票错误定价程度越大。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超额商誉资产越多,会使得其信息透明度降低,进而导致股票错误定价程度越大。在进一步地分析中,还深入分析了超额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影响的具体的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超额商誉规模越大时,越容易导致股价高估并且股价高估程度越大。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了高质量审计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能发挥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超额商誉对于股票错误定价程度的影响。最后,研究了高额商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拥有高额商誉资产时,超额商誉规模更大;在超额商誉与高额商誉存在上述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更差进而导致股票错误定价程度更大。第二,超额商誉会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产生影响,其产生影响的机理在于股价高估。具体来看,当超额商誉规模更大时,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进行外部融资的规模更大。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价高估程度越大,进而使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该结果表明超额商誉的支付能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创作更为有利的条件进而导致企业愿意在并购交易中支付更高的成本。在进一步地分析中,研究表明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即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股价高估程度更大,进而使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基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对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低质量审计组更显著;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同时,进一步地研究中还发现控股股东在超额商誉规模较大时质押股权是高风险行为,因为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票价格在未来期间大幅下跌的风险增加。第三,超额商誉会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并且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商誉规模、基金持股水平、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导致企业的创新水平越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越差,进而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程度的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进一步地分析中,基于企业截面特征的差异,分别从商誉规模、基金持股水平、产权性质三个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企业截面特征差异而存在异质性,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企业、基金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本研究丰富了超额商誉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现有的文献多从并购商誉的视角出发,本研究对并购商誉进行了剖析,明确了正是商誉资产高估的部分对股票错误定价、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以及企业创新产生了影响。第二,本研究对超额商誉的支付提供了新的解释。商誉可视为企业在产权交易中所支付的成本,本研究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揭示了较大规模的超额商誉能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创造更为有利的时机,即超额商誉的支付可能是企业内部人为了满足个人私利的自利行为。第三,本研究基于中国并购重组实践中“高溢价、高商誉”这一背景,深入分析了高额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以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使得本文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而且也对于资本市场上“商誉与股权质押双高股”出现的逻辑提供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