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世界》和《围城》分别是英国著名作家戴维·洛奇和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的经典之作。《围城》通过方鸿渐回国后丰富曲折的经历,生动地揭示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事业和情感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揭示了生活的社会心理是一座“围城”,是中西文化氛围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在《小世界》里,小说中的学者仿佛整天忙于学术,可是他们又都在追逐名利。他们飞遍世界寻觅各类乐趣和新鲜事物。这两部小说的故事线索和主题思想非常相似,在反讽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一定的异同。因此,中国读者更容易把他们两者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小世界”就是西方的“围城”。迄今为止,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的修辞方面,如隐喻、讽刺或小说中的主题或人物,对这两部小说的比较研究也不多见。但是,从语用学的角度,特别是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这两部小说反讽应用的分析钻研相对于较少,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它们二者进行比较钻研。本研究以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和Van Dijk的反讽性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比较分析了《小世界》和《围城》中各种反讽言语行为的异同。其目的在于回答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反讽在《小世界》和《围城》中的使用频率是多少?第二,《小世界》和《围城》在使用反讽上有何异同?根据Searle和Henk Haverkate对讽刺言语行为的分类,对这两部小说的语料进行了手工标注和收集。在标记时,两部小说中的每一种反讽言语行为在每次出现时都被标记并计数。最后,通过表格和图表,分析了两部小说中各类反讽言语行为的出现次数,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在分析反讽上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小世界》和《围城》在反讽的整体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在两部作品中,宏观反讽的使用远远多于微观反讽。具体来说,钱钟书和洛奇更倾向于使用宏观反讽中的字面反讽,而不是结构性反讽。而在微观反讽的类别中,阐述性反讽是两部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在微观反讽方面,《围城》中四个子类反讽的使用频率依次为:阐述性反讽>表达性反讽>指示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而在《小世界》中则为以下顺序:阐述性反讽>表达性反讽>承诺性反讽>指示性反讽。通过对这两个语料库的分析,洛奇在《小世界》中没有使用任何指示性的反讽言语行为,而钱钟书在其作品中使用了这种言语行为。此外,因为生活时代的差异,两位作家的反讽语言风格也不同。在《围城》中使用反讽的语言更加尖锐、辛辣和彻底,而洛奇则倾向于以一种更加愉快和轻松的方式使用反讽。本研究为《小世界》与《围城》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分析两个语料库中反讽的使用,丰富和拓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事实证明,在作者的语言和小说的特点中,各种反讽言语行为都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得到详细的解释。此外,探讨和钻研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析和理解其他小说以及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