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大的当代作家群中，王安忆是一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高产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正式进行小说创作，她在每个文学思潮都有优秀作品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关于王安忆的研究与评论颇多，但大都针对具体文本（如《启蒙时代》、《长恨歌》）、或某一系列（“雯雯系列”、“三恋”），或某一特点（女性意识），或地域特色（“海派传人”）；以王安忆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多关于创作论、文体论、观念论、叙事结构等，以总体性为题的未见，本文便以此为主题，试在卢卡奇“总体性”视野下重观王安忆创作。论文第一部分，总体性理论视野中的王安忆创作观念。“总体性”是卢卡奇于1923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总体性范畴涉及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它强调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指在一种社会总体联系的视野中理解局部的辩证思维，卢卡奇认为，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只有放在整个社会和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正如卢卡奇论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时的说法：在他们的小说中，每一个细节都是相互联系的，蕴含着全息式的文学意义，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总体性“再现”。王安忆在三十余年写作中形成了自己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创作理论，在对其创作理论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王安忆的小说观和创作谈在许多方面都与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不谋而合，具体表现在：一、个人与历史——不要特殊要普遍，王安忆的“四不要”小说观表达了她小说理想,她认为，经验的局部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而忽视了必然性，独特性会使人迷恋、强调局部，发展和扩张个别的东西，忽略了总体性的达成效果，她认为个人无法脱离历史，特殊终将汇入普遍，因此文学作品应拒绝片面和个人化，追寻更有价值的普遍性，这显然与卢卡奇提倡的文学作品应从“总体性”视野出发，反映客观现实最普遍的联系的主张如出一辙；二、现实生活与心灵世界——在凌乱孤立中寻找秩序，王安忆强调了小说创作对现实世界的依赖性，她认为小说材料来自于现实生活，而不是凭空捏造，作家当以小说为载体，透过生活中的现象看到本质，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为生活立法，为那些杂乱无章的材料重新确定秩序，重构出心灵的世界，王安忆所努力践行的创作原则正符合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反映论观点，即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抽象的凝聚，它要在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而不是在细节方面反映可以单独地同生活、同它们的实际原型相比拟的生活的个别现象；三、对大“体量”的追求——展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对体量的追求，对时代潮流中重大题材的敏感与偏爱，对小趣味的拒斥，王安忆选择了与事物总体和逻辑的完整性在一起，而拒绝在一部分上苦心雕琢。王安忆在时间的长度和社会背景的辽阔中铺开文字，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的完整性。如若卢卡奇生于这个时代，也许王安忆能成为他所提倡的“总体性”的优秀代表。论文第二部分，总体性理论视野中的王安忆的创作实践，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一、普遍经验的探索：从“雯雯系列”到《69届初中生》、《小鲍庄》、《海上繁华梦》等作品，王安忆努力突破个人叙事和“私人生活”，，试图从身边发现新的素材和普遍性命运，将个人命运与社会整体相联系，迈出了践行“总体性”创作理论的第一步；二、构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三恋》中王安忆权宜性地使用过自然主义，此后以《岗上的世纪》为过渡，她回到历史的大叙事，《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检讨，在完成“弑父”式的解构后之后，她明显感受到历史重建的必要，《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通过讲述父系和母系的家族历史，重新建构历史，回到人类的整体命运。卢卡奇认为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应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王安忆在作品中省察历史、深入历史、构建个人与历史、历史与现代的联系，也是对“总体性”理论的一种践行。三、探寻上海的城市文化与历史：九十年代，王安忆放眼全人类的目光收拢回来，落在她的城市上海和上海市民身上，一部长恨歌演绎了一座城市的近现代传奇，而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天香》中，她进一步追述上海的物质文化历史，把叙述拉到了晚明时期，从历史的另外一边延伸开去，写家族历史，几代人的命运，与城市、国家的变迁相关，被评论家赞扬为“红楼笔法”，更显示出其总体性大历史观以及其对作品内容体量的追求。论文第三部分，总体性理论视野中的王安忆创作意义，王安忆坚持用总体性的眼光观察和反映社会，为读者提供作家对于时代和生活的整体性的思想认知，在碎片化、个人化、“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后现代时期，王安忆的坚持显得更具意义。结语部分旨在总结概括前文论述的内容，对王安忆进行客观严肃的评价，王安忆的小说视野越来越宽阔，这得益于她不断的思考和捕捉社会潮流，得益于其能用总体性眼光观察和反映社会，她的成功对当代小说的创作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