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解决手段的环境规制也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一,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施行所产生的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环境规制效率在不同地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以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环境规制效率这两个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首先就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基于GIS方法的可视化分析,初步得到环境规制存在着地区差异的结论,为后面“为什么要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空间差异”做了铺垫。随后,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的评价体系,利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0-2014年中国的三大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值进行了重新测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要略高于中部。然后,笔者利用Theil指数对环境规制效率的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地区内差异方面,西部地区内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内差异水平最小。而在地区间差异上,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小,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异处于中间水平。通过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分布动态演进进行分析后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中部地区内部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着“两极分化”问题,西部地区内环境规制效率值虽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但是地区内环境规制效率值在大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随后,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市场化水平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与环境规制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主要有:规范外商投资,优化外资利用结构;制定和施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杜绝“一刀切”;优化产业结构,营造合理经济发展布局;加大教育普及力度,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继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