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大发展之后,行业结构和金融体系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行业结构环境而言,我国在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台“四万亿刺激”逆周期调节政策,大量企业纷纷加杠杆,信贷资源的行业积聚使得房地产、汽车、电力、采矿行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就金融体系环境而言,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始终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以上,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2013年以来,货币当局也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多项创新,发挥货币政策对行业结构的针对性调节作用,将存量和增量货币向高新技术企业、农林业、小微民营企业倾斜。因此,分析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对特征企业投资的差异性效应,以检验现阶段货币政策对于特征企业的调节效果,对货币当局进一步调控措施的颁布具有参考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利用PVAR模型刻画了经历四万亿刺激转为新常态的2004-2018年期间,特征企业投资对于货币政策的不同响应效果。除去导论,本文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着重分析不同行业、不同所有权和不同规模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信贷投放情况,为后面的实证分析部分做好铺垫。第二,遵从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分别剖析不同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信贷途径对特征企业的差异化效应的形成机制。第三和第四,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择A股上市企业,将纵向时间划分为三段,将横向企业划分为前述三类。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对比在每一时期内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对特征企业投资支出的差异化效应。最后,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并结合实证结果为经济新常态下特征企业的调整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具体结论如下:（1）分行业来看,在2004-2008年高速发展期,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对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生的投资效应相对来说比较显著;而在2009-2013年四万亿红利期,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更多地促进了采矿业、房地产业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而对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效应减弱;在2014-2018年经济新常态时期,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农、林、牧、渔业与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支出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且对采矿业、房地产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贷传导的投资效应较前期明显减弱。（2）分所有权来看,由于对资金的依赖性更高,2014年之前,民营企业的投资支出对于两类货币政策的信贷途径更敏感。而经济新常态下,两类货币政策工具对民营企业的效果弱于国有企业,表现出民营企业融资困境。（3）分规模来看,在三个时期内,中小型企业的信贷水平对两类货币政策的冲击表现出更强的响应,但相对大型企业来说,其需要提高信贷资源促进投资支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