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领域,遵守规则是官僚制的重要特征和伦理规范。“违规”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组织不当行为。因而,对公务员违规行为的监督、治理成为当代官僚控制的必要途径,也是推进腐败治理和责任行政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在强化规则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同时,公共部门还是出现了不敢为、不愿为、不能为等“为官不为”现象。规则的叠加、衍生抹杀了规则本身,导致了更为广泛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而极大损害了行政效能与组织合法性。那么,公务员“违规”是否必然为一种消极的不当行为?随着组织行为学的发展,利他性违规行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个体为了组织或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有意违反组织正式规则的“亲社会违规”反映出个体“亲社会性”与“违规性”的伦理困境。公务员亲社会违规是组织背景下的个体行为,故本研究从个体微观层面切入探讨公务员亲社会违规的影响因素。由于亲社会违规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亲社会违规成为一种风险行为。而风险倾向对个体的风险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故本研究采取风险倾向作为公务员“愿不愿意”进行亲社会违规的微观影响因素。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行为是否实施的重要因素是其感知到的知觉控制,即个体“能不能”实施某种行为。亲社会违规反映的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在“我认为什么是对组织或组织利益相关人有利的”和“组织明文规定”之间进行自我抉择,而“工作自主性”则可以衡量该自决空间的大小。故本研究选择工作自主性作为衡量其“能不能”违规的影响因素。在中国情境下的公务员的“亲社会违规”反映的是“情”“理”对立的伦理困境。从重“理”的视角来说,公务员应当遵守组织规则、依法行政。贸然违背规则会威胁组织的平稳运行导致组织的混乱,有损规则刚性,降低约束力。从重“情”的视角而言,公务员应该具有崇高的政治信仰,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高度利他性。中国作为典型的情理社会,讲究个体为人处世对情和理做出平衡和调和。立足中国现状并回应亲社会违规所体现的伦理困境,本研究用“社会型工作价值观”作为公务员“情”的体现,采“规则型组织伦理氛围”作为公务员“理”的感知,探究其会对公务员亲社会违规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有什么样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我国七个省份的431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02份,并使用SPSS 23.0、AMOS 23.0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和风险倾向对公务员亲社会违规有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型工作价值观对工作自主性、风险倾向与公务员亲社会违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规则型组织伦理氛围对风险倾向与公务员亲社会违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但对工作自主性与公务员亲社会违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最后就本研究发现的问题做出研究总结、提出研究启示并就公务员亲社会违规行为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