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对一个国家的内外发展至关重要,从文化发展看,可促使民族沟通和文明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从国家战略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国国际沟通的成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国缘”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人文交流合作已经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其在对外交往时发挥的积极而温和的作用。本文选择中国和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基于发展中阿关系的层面,我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规划外交布局时,始终重视推动中阿关系的发展,而摩洛哥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此外,现今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处于变革动荡之中,但是摩洛哥的安全局势却处于相对稳定的境况。二是基于发展中非关系的层面,中国看重非洲文明体系的历史智慧和现代发展经验,非洲大陆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和外部舞台,既有寻求政治支持的需要,也有扩大商品和投资市场的经济利益的考量,更有超越利益层面,履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世界责任。摩洛哥在非洲的地缘优势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军事实力值得中国关注和重视,可与传统非洲大国埃及相比肩。三是基于当下中国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的现实要求。2016年5月11-12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国与摩洛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两国在公有和私有行业领域15项协议的签订。中国媒体和摩洛哥媒体对此都作出了积极正面的评论,认为两国关系发展已经跃升至一个新阶段,发展前景良好。因此,研究摩洛哥,研究中摩人文交流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内容包括中摩交往的历史背景梳理、中摩合作的宏观交往原则的探究、内外环境的评估,以及笔者对此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全文结构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在绪论部分,笔者阐述了立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创新点与难点,以及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第一章阐述了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历史渊源。国家发展战略要立足于历史的客观总结,只有对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当下和未来的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中摩间的历史联结追溯久远,非官方的个人游历或游学,以及旅行家们的文字作品成为了双方相互了解的重要媒介。例如唐朝的杜环、元朝的汪大渊、十四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游历至对方国土,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作品,分别为《经行记》、《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尽管中外学者对这些历史联结的考据尚存争议,但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课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中摩学者可以参照其他史籍或地理交通类古籍记载,共同研究,再作考释,把先贤的文化底蕴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得益于以古代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海路交通网的完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各文明和帝国版图的扩张,中摩之间必然存在非官方明确记载的商贸交流事件,或是间接的商贸联系。探寻中摩交往历史渊源,在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结将会形成一种文化经验共鸣和历史感情,有利于推进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建设。第二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摩人文交流合作历程,包括其时代背景和阶段性演变特征。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摩交流合作萌芽在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和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中,而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中摩关系经历了历史性变迁与结构性调整。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摩人文交流合作进程大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萌芽期(1955-1978年),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人文交流起步阶段,人文交流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仍然服务于两国政治互助和政治团结的需要,“人文”意义居于次要地位。第二阶段,发展期(1978-1990年),人文交流合作稳步推进阶段,80年代的中摩关系在各个层面更加活跃,在这一阶段,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内容一方面延续了第一阶段涉及的领域,而且在此基础上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拓展了新的合作领域,如教育、媒体、宗教事务和社会事务领域等。第三阶段,成熟期(1990-至今),人文交流合作全面深化阶段,至20世纪90年代,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实现了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智库、体育、青年和妇女等各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纵观中国和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的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即内容多元化、利义共存、官民并举。笔者认为,未来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第四个趋势和特点就是实现机制化,由第三个阶段成熟期走向第四个阶段完善期。第三章主要分析中摩人文交流合作的典型运作模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评估。通过对典型运作模式的梳理分析和成效评估,有助于更好地审视和解读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现状的全局,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与反思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应该把握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显性“人文”目标和隐性“政治”目标结合;关注受众需求的双向文化交流;文化内容输出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多样性。这三项基本原则也分别对应了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目标、形式和内容。在厘清和把握这三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再探索和研究中国与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将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对接国家战略。第四章分析了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的推进因素,即现有平台和机制提供的保障、中摩之间战略互信和经贸合作的正向激励、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的内容支撑、学术研究成果的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的实践推动。这些推进因素将成为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的推动力和深厚积淀,加之摩洛哥官方层面对构建中摩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视,可见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章提出了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在既有优势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双方民众对彼此国情的认知程度浅、上层建构和细处落实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国必须因势利导,不可过于乐观,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设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具体路径,即因“国”制宜,做好国别研究;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渠道宽领域合作模式;推进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国际化发展;发挥中国驻摩文化机构的引领作用;重视传播媒体的渠道建设和内容建设;构建中国公民人文交流的素养和能力。中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操作层面上仍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组织和管理。当下,中摩友好合作关系在内容上获得了极大拓展,中摩关系更是跃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人文范畴的交流合作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已成为中摩两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支柱和新驱动力。人文交流与合作必将为中摩关系的发展添加新鲜的内容,注入强劲持久的发展动力。中摩人文交流互鉴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维护我国和平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文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期,中摩两国应该借助“一带一路”这条古老文明通道所体现的精神内核,以人文交流合作为突破口,推动中摩共同探讨和解决双方发展难题,经验共享,实现合作共赢。